网8月6日报道 共同社华盛顿8月2日刊载题为《如果当时未使用原子弹》的报道，作者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丁·舍温，文章假设，如果75年前美国没有向日本投下原子弹，那战后的世界会有什么不同。文章编译如下：
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75周年纪念日（8月6日与9日）即将来临之际，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为何使用核武器以及轰炸行动是否促成了日本政府投降的评论。
不过，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被普遍忽视。原子弹轰炸的后继影响是什么？为坦率直面这一问题，有必要考虑如果当时没有对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战后的世界会有多大不同。
如果负责“曼哈顿计划”（即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美国内阁官员、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当年遵从自己评价这种武器（“可能摧毁文明的……一个怪兽”）的逻辑，并说服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反对使用原子弹，情况会怎样？
被拦截的外交通信
正如杜鲁门及其亲近顾问所承认的，这是有可能的。美国当时在拦截日本的外交通信，到1945年夏天，日本政府显然正在寻求可接受的投降条件。
例如，1945年7月12日，日本时任外相东乡茂德指示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对苏联外长说，“天皇陛下……内心渴望（战争）可以很快停止。但是，只要英国和美国坚持要求日方无条件投降”，日本就必须战斗。
如果杜鲁门对这一信息作出回应，澄清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会危及天皇性命，那么就像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的一样，日本肯定会在苏联对日方宣战时投降。
这样一种不同情况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会调查为什么杜鲁门政府未使用一种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准备就绪的昂贵新武器。
史汀生有许多理由
史汀生会被传唤，要求他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建议辩护。
在作辩护时，史汀生会对国会——以及美国公众和全世界——说出他1945年4月25日说给（和写给）杜鲁门的话：“考虑到技术的相对发展，处于当前道德发展状态的世界最终将完全任由这种武器摆布。换句话说，现代文明可能会被彻底摧毁。”
他会继续指出，我们国家有责任避免这种毁灭。他会用自己写给杜鲁门的同样文字说：“我们在战争以及研制这种武器方面的领导地位让我们肩负某种道德责任，我们不能逃避这种责任，不能不对这种领导地位将加剧的文明灾难认真负责。”
为支持自己的决定，他可能会引用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1945年6月递交给他的《弗兰克报告》。这些科学家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他们写道：“我们敦促把在这场战争中使用核弹视为国家长期政策方面的一个问题，而非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史汀生还可能会说，我们国家的价值观不允许开创使用这种武器的先例。
或许史汀生会借用美国海军副部长拉尔夫·巴德1945年6月27日给他的备忘录中的话警告说，在不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可能威胁“美国作为一个伟大人道主义国家的地位”。
他会解释说，美国制造原子弹是出于自卫，因为美方有理由相信德国人在研制类似武器。
但是，在除入侵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例如澄清无条件投降不会危及日本天皇的性命，或者多等几天待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情况下发动核战争会摧毁美国的道德权威。
史汀生会说，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它们是必定会指引我们行为的价值观。
这些武器不仅会烧毁和炸毁一切，还会通过辐射杀人。它们具有毒气和生物武器的特征。史汀生会得出结论说，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政府率先使用这种武器，他也许还会援引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的10名将领的观点。
轰炸广岛的教训
在这些听证会之后，国会和美国人民会一致认为，杜鲁门避免使用核武器的做法是正确的，媒体也会对此认同。
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对美苏的核武器态度产生了影响，而这样的听证会会产生与此截然相反的影响。美国拒用核武器而非认可它们是战争武器的立场会使这种武器被归为化学和生物武器——超出道德界限的武器。
如果这样，也许对原子能的国际管控已经实现。即便没有实现，在面对可能重建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的挑战时，斯大林是否还会发起一项紧急计划制造美国拒绝在战争中使用并宣布永远禁用的武器，这值得怀疑。
如果拥有核垄断地位的国家在核时代伊始就坚持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就会改变世界历史。
轰炸广岛的教训不是核战争可怕到让人不敢去想。冷战期间，美苏文职领导人和军方领导人多次考虑并宣扬核战争；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让这一威胁卷土重来。
轰炸广岛教给战争谋划和实施者的是，如果他们能够逃脱使用核武器的后果，那么核武器非常有用。
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或许无助于阻止下一场核战争——这样的轰炸或许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2019年，一名小女孩在广岛元安川河边放河灯悼念广岛原子弹遇难者。（原载英国BBC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