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3月19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3月17日刊载文章，题为《疫情下的欧洲十日》，作者是阿根廷电影导演圣地亚哥·路易斯·奥里亚。这名导演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他眼中的欧洲“抗疫之旅”。全文摘编如下：
我是阿根廷电影导演圣地亚哥·路易斯·奥里亚，今年34岁，以下是我过去10天在欧洲的日记，记录了这场让我意想不到的抗疫之旅——
3月7日 电影节闭幕。我们电影团队的短片《战争经济》在荷兰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闭幕式在停泊在荷兰鹿特丹市的一艘邮轮上举行，船上的气氛很热闹。新冠病毒还只是聊天的话题之一，有些人开玩笑地碰脚以避免接触，不过告别时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拥抱和亲吻面颊的仪式。
3月8日到11日 欧洲度假之旅开始。我们租了辆车前往法国北部的诺曼底，一路上听法语广播，“新冠病毒”一词不时闯入耳中。旅途休息期间，我发现该词汇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我强迫自己不理会这些热点新闻，静心欣赏法国的乡村风光。路上戴口罩的人很少，我们只在圣米歇尔山上看到2个。
3月12日 到达巴黎。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意大利卫生系统已经崩溃，拉丁美洲也有病例，阿根廷已经宣布禁止欧洲航班入港，国内朋友都在催促我赶快回国。但是巴黎的午后阳光明媚，气氛轻松，依然游人如织，只有少数人戴着口罩，根本不像危机笼罩的样子。我觉得法国不会有事，于是决定继续欧洲之旅。在广场碰到阿根廷人，他们告诉我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有重要新闻要发布。晚上入住酒店时，我被要求回答是否有新冠病毒症状。当我出去买吃的东西时，发现大街上气氛紧张，行人步履匆匆，面带忧虑。在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宣布法国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健康危机。
3月13日 一切都表明局势正在恶化。我提前一天退了房，决定驾车返回鹿特丹。一路上交通紧张，与欧洲通常的悠闲路况大不相同。我获得了有关返回阿根廷的更明确的信息，3月17日开始阿根廷航空公司将组织撤侨，这让我心安。我打算先去阿根廷驻布鲁塞尔领事馆打探回国的消息，路上顺便参观了丁丁博物馆，但是整个博物馆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感觉真有点恐怖。
来到领事馆后发现大门紧闭，门口贴着为预防疫情而远程办公的告示，但是无论打电话还是发电邮都联系不上。疲惫不堪的我只得改变行程，在布鲁塞尔过夜。我打听到第二天布鲁塞尔要停止城市活动，这一夜街上到处是大肆狂欢的年轻人，仿佛明天就是末日，一切都很魔幻。
3月14日 到达鹿特丹。一切豁然开朗，心里平静不少。在归还租车时，他们告诉我，超市里已经开始抢购。我坐在酒吧里思考行程，要么在16日前回阿根廷，要么按原计划去伦敦参加亲戚的葬礼后再回。
我决定尽早回家。当我开始订回国机票时，发现阿根廷航空的机票几分钟内票价涨了2.5倍，还好我抢到了一张较为便宜的机票，明晚9点半从伦敦起飞。搞定机票后，我心情放松了些，乘坐巴士和轮渡前往伦敦。
3月15日 回国未果。早上8点，我敲开伦敦堂兄家的门，告诉他我不能留下参加葬礼了。他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告诉我英国社会还没把疫情当回事。不过情况也在变化，不少公共场所已经关闭了，防病毒的告示开始随处可见。
我提前6小时出发去机场，途中手机却接到消息说，航班被取消了。我顿时心里凉透，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往机场。
机场里人山人海，不像往日井然有序。办理登机卡的柜台前已经挤满了焦急的阿根廷人，他们质疑为何突然取消航班，要求联系领事馆，甚至有人开始打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看到一个巴西人哭得稀里哗啦，他说自己所有的钱和证件都被偷了，还有一个人因为打架满脸流血。航班起飞的希望仍然是零。没办法，我只得离开机场重回堂兄家。累得精疲力尽，我要睡觉。
3月16日 不到24小时，伦敦的社会秩序完全颠覆。由于新冠病毒，我亲戚的葬礼被取消。这场危机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全世界似乎没人知道，我何时才能返回阿根廷？我不知道如果我在这里染病是否能得到治疗。还好，目前我在英国有家人，其他滞留英国的阿根廷人又该怎么办呢？一切都茫然无序，无法预测。
3月17日 离开伦敦。我乘坐火车从伦敦到英格兰东南部的小镇格洛斯特郡，留在另一位亲戚的住所中，未来会怎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图为3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人们戴口罩出行。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