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恶心家庭

“一战”结束之后，位于波罗的海之畔的但泽成为了自由市，既不归，也不归波兰管辖。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德意志人，回归本土的情绪严重。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但泽自由市也被吞并，成为了第三帝国的一部分，那里的犹太和波兰居民遭到了驱逐和迫害，更多的德意志人迁徙过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1945年，苏军逼近了德国本土，离波兰较近的东普鲁士首当其冲——这回轮到大家无差别的遭殃了。大量的战争难民涌入但泽和格丁尼亚等港口城市，希望可以通过海上航线疏散到德国本土……

当时年仅16岁的汉斯•格利维（Hans Gliewe）和弟弟一起在母亲的带领下踏上了逃亡之旅，他们一家在3月9日到达但泽。苏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差点把他们全家都炸死，并且摧毁了他们所有的行李。惊恐万状的逃亡者们在一间空房里躲避，互相交流着种种有关苏军暴行的恐怖传言，而且，据说后面跟上来的苏军部队军纪还会更加糟糕……

一个德军机枪阵地，上面是两位上了岁数的人民冲锋队员。

这时，一队党卫军士兵走进房间，把他们带上了一辆军用卡车，据说苏军离这里已经没有多远了，卡车把他们运到了但泽旁边的格丁尼亚，格利维后来回忆起了当时的经历：

这里还停着几艘私人游艇，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躲过海军的征用令的。一位军官让大家在港口前面排好队，队伍排出老长。他充满同情地看着大家。说道：“那边的营房里还有好几千口子等着呢“。随后，他的脸上迅速浮现出了狞笑：”现在只有几艘游艇能开走，但我怕你们出不起那个钱啊，他们每个人得要价一千马克。”

我妈还有800马克，但我们却有三个人，那军官见状说道：“那我劝你们还是先去营地那边排队吧，万一能走呢……我说万一……”

我们进到了营地里，一推开营房的门，就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里面已经塞满了好几百人，都挤在干草堆上互相取暖。营房里到处都晾着尿布，孩子哭大人叫的，还有一些人在往腿上涂抹气味刺鼻的冻伤膏。

我的弟弟拽了拽妈妈的大衣：“妈，咱走吧，别在这儿呆着了”。不过我们还是在一个老人旁边找到地方坐了下来，老头儿是从维斯杜拉泻湖那边逃过来的，只有一条胳膊。

在我旁边躺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她的头发剃得很短，几乎都要露出头皮，脸上生满了疮，走道要拄着棍子，看起来情况十分糟糕。独臂老头说她是国防军女性辅助人员，可能也就十八九岁，去年秋天的时候在罗马尼亚被苏联人抓进了劳改营，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的。我尽量不去看她，但实在是好奇，又忍不住去看。

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营房里的污浊空气，跑了出去，外面虽然冷，但没那么恶心。我们去了港口，妈妈打算贿赂一位船长，但他一口咬定800马克一位，少一分都不行，就算是空着开走也不肯让价，恨得我妈都想把他掐死。

赶着马车逃难的东普鲁士居民。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气温越来越低，我们没什么办法，只能回到营房里面。我旁边的女人带着个孩子，孩子拉痢疾死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尸体还在那里，瘦小且惨白。

一个在码头工作的意大利战俘告诉我们从科尼斯堡来了一艘小轮船，现在正停在港口稍远的地方。那个刚刚死了孩子的女人说要去那里看看，要是情况属实，她会回来接我们。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回来了，她说船上正好有她的熟人，她给了那人500马克和一枚戒指，让那人把她和孩子从这里偷运出去。当然，她也没有忘了我们。

我们又一次离开营房，给那个意大利人塞了点钱，让他把我们用小船送到那里去。路上，意大利人显得非常悲伤，他用磕磕巴巴的告诉我们他也非常想回家。到了轮船那里，那个女人先上去，告诉上面的人我们是她的邻居，把我们也一起带走吧。在她的努力之下，船上的人同意让我们也一起上船。

船上的乘客多数都是从科尼斯堡来的，一些之前下船转悠的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我们混在他们中间上了船，装作我们也是从那里来的。之后，我们就躲藏在那冷飕飕、四处透风的船舱里，大家紧紧靠在一起，但还是冷得要死。我们不敢活动，也不敢到甲板上面去，唯恐被人识破是混上船的，再给赶下去就完蛋了。

天又亮了，但泽那边传来隆隆的炮火声，甲板上的人说天空已经被战火映红，我们非常庆幸可以呆在这漏风的船舱里，但又十分担心再被赶下船。

船开了，一家人终于松了口气。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当地的德军又实力空虚，但泽的纳粹党官员却仍然不肯承认失败，这家商店的橱窗上张贴着两张告示：

左：士兵们！自觉到最近的陆军兵站报到，所有混迹于社会车队，或在民用设施逗留的行为会被一律当作逃兵处理！

右：但泽人们，保持纪律！恐慌和传播谣言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