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曼瑞德

如何在稳定与创新之间保持某种合适的平衡，将是考验未来领袖政治智慧与领导艺术的新课题。

据新华社报道：德国26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日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得票率暂时居于领先地位，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排名第二，两党将争夺组阁主导权。本次选举标志着默克尔时代的落幕。

2018年3月14日，安格拉•默克尔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世人惊呼她将书写德国政治史的传奇。毕竟，自从2005年11月默克尔首次当选并正式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联邦总理以来，其女性身份就已经为她带来了无限光环。

今天，随着默克尔的即将卸任，全球媒体对她个人生涯的品评已被有关“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治经济走向与欧洲、全球化的未来的讨论与研判所取代。“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还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继承默克尔“维护欧洲团结”“促进多边主义”的衣钵吗？

近年来，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价格、季节和工作日等因素的调整后，德国工业产出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德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甚至被国际媒体贴上“与衰退擦肩而过”的标签。而且种种数据似乎都在暗示，德国引以为豪的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低迷。

对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曾发表声明，他们承认德国工业产出表现将继续疲软；各项指标暗示未来出口可能表现低迷，但建筑热潮可能会继续，民间消费将保持强劲。德国经济部门承认，造成出口表现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订单的减少和市场信心低迷。不过，他们又坚持认为，德国强劲的国内驱动因素和财政刺激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经济状况的回升。

德国媒体倾向于认为是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所引发的全球经济降温，导致德国许多传统上以出口为重点的大型企业遭受重创。英国脱欧等欧洲重大变故也对德国企业和整个市场预期带来打击。

也有国际媒体认为，造成上述经济放缓趋势的原因在德国自身。因为德国政府过于担心，外国公司或政府对其工业技术、创新设计、研发机构的注资、收购等行为，会侵蚀其赖以积聚财富的基础——德国创造与德国制造，因而在对待外资并购、技术转让等经济事务上采取了过于保守的做法。

还有智库指出，德国政府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维护德国的科技优势，反而因为其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侵蚀了德国企业的财富基础，从而反过来阻碍德国创新。

上述种种都为德国经济未来的回转增添了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而经济发展的情势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德国的国内政局与外交政策。

作为过去十多年来欧洲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默克尔的淡出无疑将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欧洲的领导力缺失，而这又将进一步拖累正在艰难推进中的欧盟各项改革。更令分析者担忧的是，受国内政治碎片化和民粹主义影响，未来德国的对欧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尽管德国和欧洲的评论者对默克尔十多年的政绩并非完全肯定，但他们基本都承认在接连爆发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的考验上，默克尔交出了一份“及格”的答卷。而环顾当下的德国政坛，似乎一时半会还找不出一个确保一定能够胜任的“替代者”。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欧洲政策将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当下要对未来德国的欧洲政策进行准确预测显然为时过早，但在众说纷纭的争辩中，也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的端倪，可以用来大致框定其未来政策的“变”与“不变”。

有一部分评论者认为，无论何种政治家登上“后默克尔时代”的舞台，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和“发动机”的历史地位不会动摇，德国在欧洲政治的区域性影响以及在经济层面的深刻内嵌也不会改变。

也有人认为，默克尔及其主张的黯然离场，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国在欧盟发挥的角色如何变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默克尔在党内和国家的继任者。如果这位继任者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尽可能传承默克尔的衣钵，这对德国政治发展与德国人民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在政府内阁更迭之时，继任者如果能够和前任在重大事务上保持一定延续性，无疑对国家、社会的适应与渐进转型是有利的，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对该国进行准确地预判。

然而时下的德国，面临种种内忧外患，实则亟待改革。如何在稳定与创新之间保持某种合适的平衡，将是考验德国未来领袖政治智慧与领导艺术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