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国的四种焦虑；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

的现代焦虑

在安格拉•默克尔结束长达16年的执政生涯卸任总理后，德国历史上首次迎来了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就经济和人口而言，德国是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这一转变自然激起了全球对德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关切。

2021年12月4日，德国柏林，德国社民党召开特别党代会，以98.8%的支持率投票通过了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三党联合组阁协议。

像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而忽略它已经拥有的一切。出于这个原因，后默克尔时代既可能带来混乱，也可能保持与不久前历史的连续性。

这种忧虑也缠绕着德国思想界。进入现代社会，法国有其哲学家，英国有其经济学家，而德国则依靠社会学家来理解大局。近期有四本关涉“大局”的著作，分别是史蒂芬•茂（Steffen Mau）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Sortiermaschinen: Die Neuerfindung der Grenze im 21）、亚明•那塞希（Armin Nassehi）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Unbehagen: Theorie der überforderten Gesellschaft）、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和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危机中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理论成就了什么？》（Spä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l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全球主义和民主之间：新自由主义衰弱的政治经济学》（Zwischen Globalismus und Demokratie:Politische Ökonomie im ausgehenden Neoliberalismus）。

12月3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福利客座教授、柏林赫蒂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 K.Anheier）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为四本著作撰写书评，题为《德国的现代焦虑》。

安海尔在文章开头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拥有约8300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与9个邻国接壤，边境几乎是开放的，而且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是什么将它维系在一起？

富有并没有坏处。德国人均收入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尽管其贫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缓慢上升。正如默克尔2017年竞选成功的口号所言，德国是“一个我们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政治生活还没有受到英国退欧式神奇思维或美国式两极分化的破坏。

但德国社会始终存在一种不安感——怀疑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贯穿这四本书的共同主线，尽管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著作都符合该国悠久的社会分析传统——从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到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尤里根•哈贝马斯。

安海尔设问道，关于德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这批顶尖的德国思想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书评第一节名叫“围困”（Walled In），评论的是史蒂芬•茂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在洪堡大学社会学家茂看来，德国在复杂的全球边界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高度特权地位。此外，近几十年来，这种制度变得愈发根深蒂固。根据茂的说法，在过去的20年里，全世界竖起了比50年前更多的围墙和坚固的边界。1990年，全世界有12座边境墙；如今，有70多座。在20世纪90年代，5%的国际边界被加固；如今，则是约20%。

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32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难道不应该标志着一种新的开放，尤其是在人类流动性方面？茂认为，虽然少数人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限制要大得多。全球化是在严格的选择程序和对流动性的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一直处于这些发展的前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过去，边界代表着国家之间的硬性隔离，而现在，它们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通过这种机制，各国可以决定谁是值得信任的（欧盟公民、美国公民）、经济上有用的（来自印度的信息技术专家），还是政治上突出的（土耳其异见人士、阿富汗难民）。现代边界就是茂书中的“分拣机器”。

这种机制存在于多个层面上。首先，像欧盟申根区这样的宏观区域，边界对合法进入的人来说确实变得不明显了，尽管这些边界对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被允许进入的人）来说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宏观区域的外部边界越来越多地被最新技术所强化，在这里，试图进入的人被应用程序、生物识别甚至人工智能所分拣。

第二个层面是分拣机器，它首先控制着谁可以进入宏观区域。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层面：关押非法移民的设施，这些设施大多集中在土耳其和其他外围国家，由欧盟付费。最后，在德国境内，分拣程序仍在继续。在德国，针对非公民，一个复杂的身份等级体系授予或拒绝授予不同种类的特权，比如居留或工作许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一分拣制度已扩展到公民和合法居民，以识别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

德国可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却非开放的倡导者。智能技术、数据分析和安全协议的结合让它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控制和选择来管理迁移，这对它自己而言大有裨益。德国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访问190个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或叙利亚公民可以访问的国家不到30个。因此，分拣机器维持着全球的不平等。护照（电子的、仿生学的或纸质的）的重要性让茂想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这段话：

“护照是一个人最高贵的部分。它不是像人类那样以简单的方式产生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创造出来，以最不计后果的方式，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但这绝不可能发生在护照身上。因为好的护照总能被认出来，而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好，也可能不被认出来。”

书评第二节题为“过高的期待”，评论的是亚明•那塞希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安海尔继续写道，虽然茂关注的是经常被忽视的趋势，即加强国际边界以管理潜在的内部分裂，但其他三本书关注的是晚期或后现代社会更普遍的现象。在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那塞希看来，德国社会似乎越来越无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危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1年日本发生核事故，促使德国政府逐步淘汰该国的核电站。然后是2015年的难民和移民危机，随后是COVID-19大流行。展望未来，更大的气候危机迫在眉睫。

那塞希描绘了一个焦躁不安、不知所措、似乎喘不过气来的社会。尽管德国社会持续运转得相当好，但人们仍感到不安。这一悖论让那塞希感到困惑，他质疑，一个大多数事情或多或少都做对了的社会，为何还能在其人民心中引发如此的不安。

部分解释是，德国像今天的任何西方社会一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由不同的“系统”组成，如经济、法律、医疗、社会保障、宗教、艺术，以及，关键的是，政治。每个分支都遵循自己的逻辑，并尽可能地寻求自主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期待，现代公民觉得有权利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更好的医疗保健、改善的基础设施、更高的养老金和更清洁的环境。

但只有相关系统得到协调，这些结果才有可能实现，而协调正是政治的中心任务。在自利的系统中——邻避主义和律师、经理、医生及其他的职业意识强化了这种倾向——期望很容易落空。当政客们通过提供宏大的解决方案来回应公众的不满时，他们会拔高人们的期待。但是，夹在自私的系统之间，每个系统都想要不同的东西，它们最终无法实现，产生更多的沮丧。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那塞希建议，政治家和改革者在系统性地庆祝小胜利的同时，寻求调整预期。他们应该避免做出过高的承诺，并向各种系统注入稳定的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强调渐进式创新——治理的目标不是什么大改革，而是创造百花齐放（a thousand flowers to bloom）的条件。

他建议，让人民自我赋权，庆祝自己的成就。自由派经济学家迪尔德丽•南森•麦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称这种做法是“经过贸易考验的愤懑”（trade-tested embitterment）。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开放的试错过程将导致可以扩大规模的经过验证的创新。例如，自行车道已经演变成城市自行车交通系统，在许多欧洲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培养了更健康、更低碳的生活方式。那塞希主张，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成功。

因此，这意味着德国社会应该少些雄心壮志，而专注于那些能形成一个更好整体的小事情。大规模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努力已成明日黄花。德国人现在应该接受自由主义和自下而上赋权的现代观念。政客们应该像非意识形态的管家一样，寻找正和（positive-sum）结果。

但在书评人安海尔看来，这听起来不错，但这个愿景难道不像它将要取代的愿景那样浪漫和天真吗？在要求我们对当代德国社会如何摆脱预期陷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更好的答案之前，那塞希可能已经做出了尽可能多的让步。

书评第三节题为“加速焦虑”，评论的是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和哈特穆特•罗萨的《危机中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理论成就了什么？》。洪堡大学的莱克维茨和耶拿大学的罗萨也看到了一个负担过重的社会，其成员被不适和倦怠所困扰。两者的著作《危机中的晚期现代性》实际上是三本著作合集。在第一部分中，莱克维茨对现代性的实践进行了历史分析，并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对于像德国这样的社会的功能运转意味着什么。然后，罗莎借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提出了他所谓的对此时此地的“最佳叙述”（best account）分析。在第三部分，两位作者接受了哲学家兼记者马丁•鲍尔（Martin Bauer）的采访。

莱克维茨认为，在德国这样的晚期现代社会中，有三个紧张的来源，即社会开放与封闭或排斥之间的对立、形式理性与人们基于价值和情感的文化归属观念之间的对立、在对新事物的重视和对遗产的丧失之间对立，这加深了人们身份的混杂性。这些动态创造了一个制度和人往往落后于时代的社会，要求更加复杂的应对策略，即使他们在过去表现出了非凡的弹性和适应性。

这种不受束缚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概念也是书中罗萨部分的主要比喻。像莱克维茨和那塞希一样，他将个人的痛苦感归因于晚期现代性对动态稳定性的依赖：即任何控制感都需要不断增长和扩张。这种不懈的努力可以在德国商业、公共行政和公民社会广泛使用的组织和个人绩效标准体系中看到。一切都有望加速和改善，而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将保持不变。但这种无休止的官僚主义和体制建设最终导致倦怠和疏离。

尽管那塞希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逐步更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出了警告，但除了提出一个普遍的最低收入来缓解经济不稳定的下行螺旋之外，莱克维茨对该做些什么基本保持沉默。罗萨提倡一种全面的减速，以便有更多的反思，并使个人能够在眼前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目标应该是体验“共鸣”（resonance），一种自我肯定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与当地或专业社区、友谊圈和家庭的开放、互惠的接触。鉴于这本书对晚期现代性社会学的深刻分析，这是一个奇怪而最终令人失望的建议。

书评第四节题为“回到德国”，评论的是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全球主义和民主之间：新自由主义衰弱的政治经济学》。安海尔认为，要想获得更有力的建议，我们可以求助于德国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前主任施特雷克。在一份严厉的批评中，他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破产的意识形态，将欧盟描述为一个失败的超级国家，将全球治理描述为一种技术官僚的乌托邦幻想。他的书是四本书中最注重政策的，而且也不回避争议性问题。

对施特雷克来说，德国陷入了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之间。更具体地说，它夹在想要驯服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和想要关注价值和道德而不是阶级的自由民主之间。后者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的青睐，他们从全球化中受益，他们似乎正在赢得一场反对社会民主的文化战争，社会民主倡导国家主权和具有社会保护、更大的公平和扎根于地方社区的经济。

在施特雷克看来，欧盟是一个不民主的庞然大物。它的核心逻辑是走向更大的集中化、失去根源和不平等。更多的“欧洲”意味着更少的真正的民主。对施特雷克来说，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向下”，朝着一个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更民主、更分散、更公平的社会前进。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正在进行的一体化和集中的计划，是凌驾在欧洲各社会的头上进行的，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遗留下来的不合时代的东西。施特雷克认为，现在这种做法弊大于利。

当然，这是一杯浓咖啡。施特雷克提出的愿景赢得了德国极左（Die Linke）的掌声，但也赢得了极右（虽然他不欢迎极右的支持）的掌声。事实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任何强硬的英国脱欧派（Brexiteer）或波兰脱欧派（Polexiteer）都会对他的欧洲怀疑论辩论感到高兴。他呼吁民族国家的全面复兴，认为较小的政治单位更善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社会正义与和平。他重建的民族国家将成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国家，拥有小规模的军队（这样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宰其邻国）。因此，他的新欧洲将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由某种更小、更弱、当然也更没有野心的欧盟协调。

虽然施特雷克的分析和主要建议是有争议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的书斥为一种盲目的幻想。在他看来，修剪欧盟翅膀的过程已经开始。正如他最近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时所说:

“……欧盟的解体确实近在眼前，这是因为一体化太多，而不是太少。对成员国主权不那么深的侵犯可以阻止崩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小国’）的区域体系，欧盟仍然可以被拯救。”

文末，安海尔总结道，我们如何看待这四本著作及其诊断？对于茂来说，德国人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边界所包围，这些边界既保护了他们，又在政治上把他们牢牢地固定住。在那塞希看来，德国社会长期被来自远大期望的需求所淹没。对于莱克维茨和罗萨来说，动态稳定系统中隐含的无休止加速创造了一种永无止境的不安（churn）。对施特雷克来说，德国最好的未来可能是在一个结构更松散的欧洲联盟中回归主权国家。

这些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的集体和个人身份危机，是当代德国的危机，但并非德国独有。许多非德国人即便不认同他们开出的处方，也会认同他们的分析。

出于这个原因，后默克尔时代既可能带来混乱，也可能保持与不久前历史的连续性。

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

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危机在今年下半年以来成为让欧盟头疼不已的问题，这一事件更是在11月以来持续发酵，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也变成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欧盟之间的一场政治博弈。一如《卫报》刊文所说，这场危机充分表明了，一旦活生生的人被当作“武器”，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欧盟与卢卡申科之间的恶劣关系早在去年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就已经公开化，当时卢卡申科的胜选被欧盟方面质疑，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更是直言这场选举缺乏公平也不自由。对大选结果极度失望的白俄罗斯民众更是掀起了一轮抗议浪潮，反对派领导人季哈诺夫斯卡娅也因此流亡到立陶宛。与之相应地，是欧盟方面启动了对卢卡申科和白俄当局对制裁。

2021年12月1日，白俄罗斯格罗德诺，聚集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难民。

而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白俄罗斯逐步放宽了70余个国家的入境签证，其中就包括外逃难民众多的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对于这些难民而言，取道白俄罗斯并到达欧洲开启新生活，似乎是一个非常可行的选项。另据BBC中文网的报道，2021年以来白俄罗斯的航司有意增加了往返中东多国的航班，这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是白俄罗斯当局有意授意的举动。如此一来，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白俄罗斯境内“积蓄”了大量难民，而对于这些难民从白俄罗斯借道去往欧盟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波兰或立陶宛，白方并没有任何意见，反而似乎乐见其成——事实上，不少难民甚至会在航班落地白俄罗斯之后获颁难民签证，进而离欧盟国家更近一步。

在一开始，从白俄罗斯入境波兰和立陶宛对于难民而言并不是太困难，两国的边防部队会允许难民入境，并将他们遣送到难民营待后续处理。但随着从白俄罗斯涌向边境的难民人数剧增，两国都开始收紧措施，加固边境的铁丝网，并拒绝难民入境。但是很多难民并不介意采取非法手段，尤其是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森林地带，很多难民摸黑前进。而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寒冷让在那里想方设法的难民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冒着冻死的危险连夜选择非法入境波兰。到了11月中，白波边境因为难民潮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重，甚至出现了不少暴力冲突事件。一些试图入境波兰的难民与该国边防人员和警察发生冲突，约有40名难民被捕，也有警察在冲突中被难民投掷的石块打伤，而军警则对卷入冲突的难民采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车等手段予以镇压。11月下旬，暴力冲突屡见不鲜，波兰方面暴力驱赶难民的动作也被录制成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对于从白俄罗斯涌入的大量难民，欧盟方面将矛头对准了卢卡申科。在11月初的一份声明当中，欧盟指责卢卡申科用虚假的承诺让难民误以为可以经由白俄罗斯轻松进入欧盟国家，称他的所作所为是“非人道、暴徒式”的举动。卢卡申科方面自然否认这样的指控，但从一些难民的发出的声明表明，白俄罗斯边防部门似乎有意推动了这样的难民危机出现——多达数千名难民滞留在白欧边境，对于与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和立陶宛而言，这样为数众多的难民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则对于是否应该接受更多难民未能达成统一共识。另外，据CNN援引Meta的数据分析表明，白俄罗斯的安全部门也有意识地在用虚假账号，以记者或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来激化社交媒体上对这场难民危机的讨论，它们借助deepfake等技术，用英文、法文和库尔德文发布消息，谴责波兰边防人员的暴力行为，同时也揪住波兰国内反难民的新纳粹势力大做文章。

欧盟对于难民危机的处置自然也遭到了不少批评，在The Conversation上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欧盟才是这场难民危机背后最大的反派。两位学院出身的作者表示，自2019年他们在罗马尼亚调查难民问题时就发现，当地官员对于难民并不感冒，甚至直言：“他们并不存在。”此次白俄罗斯的举动和2020年土耳其开放希土边境让难民得以从土耳其入境希腊并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类似，都是发生在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欧盟本身在难民应对政策上的不均等。类似罗马尼亚、波兰这样的国家，远不如瑞典或者法国那样有着更为雄厚的实力和需求来接纳难民，相应地，难民也并不希望在罗马尼亚或者波兰落脚。如此一来，难民问题就使得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地带，同时也是一个颇为脆弱的冲突地带。

或许也是因为舆论压力加剧，加上白波边境的难民危机持续时间过久，欧盟终于在近日松口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手段接纳难民。早在11月下旬，欧盟方面就已经有所让步，同意将一些滞留边境的难民转入到邻近的营地，一些伊拉克人则可以选择是否搭乘本国政府派出的航班回到祖国；欧盟也开始与白俄罗斯方面展开谈判，商讨边境难民问题的下一步处置方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和白俄罗斯关系的缓和，欧盟方面的谈判代表坚称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会就此承认卢卡申科政权，而卢卡申科也表示该国会继续允许难民入境并借道进入欧盟国家。除了立场强硬的卢卡申科之外，俄罗斯也被欧盟方面认为在背后支持白俄罗斯这一系列举动，但也有消息表明普京并不希望卢卡申科和欧盟之间的恶劣关系会影响白俄罗斯作为俄国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中转站地位。

进入到12月，难民危机依然持续，欧盟方面又在谈判之余对卢卡申科及一些白俄罗斯高官采取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而白方则公开声明会用强硬的手段回应新的制裁。没有人知道这一场危机会如何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双方的博弈你来我往，代价却是如今依然栖身寒冷的波兰森林、准备进入政客许诺的美好欧洲的难民。在The Conversation的评论文章中被列作对比的希土边境难民问题，如今已然成为了希腊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大批难民滞留在希腊境内的离岛上，处境非常艰难，而现在进入波兰难民营的难民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虽然《外交政策》的报道显得非常悲观，但却也道出了这样的实情：当今的全球秩序并没有能力去消化、解决难民危机这样一个与日俱增的难题，某种程度上难民问题就是无解的。2019年的罗马尼亚，2020年的希腊与土耳其，以及今年的波兰和白俄罗斯，相同的危机总在发生，并不断积累，导向下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的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