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顾问团

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和曾经历过一个交往较为密切的时期。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后期约十年的时间里，两国之间的军事贸易紧密合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中国在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和帮助下建立起的相关军事和国防力量，为提升中国抗战前期的军队装备水平发挥了作用。

(图)德国军事顾问团首任总顾问马克思•鲍尔。

德国炮弹专家开启十年合作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协约国）对战败国（同盟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战败国德国的军工业生产由此被大规模削弱。但《凡尔赛条约》并未阻挡德国在军事研发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了能够继续合法地生产和销售武器并且绕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德国企业试图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不少德国武器制造商开始尝试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希望在中国广阔的武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外部威胁。中国也急切希望能够对其军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蒋介石寻求德国方面的支持，并委托曾经德国的朱家骅联系德方顾问人选。人选最终确定为马克斯•鲍尔。鲍尔是一位炮弹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任职。战后他曾在苏联、西班牙、阿根廷担任过军事顾问。

1926年，鲍尔受朱家骅邀请，来华就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机会进行调查。1927年，鲍尔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聘鲍尔为顾问，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获得更多来自德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

经过鲍尔在德国的沟通和准备工作，德国驻华顾问团于1928年组成。11月，鲍尔来华正式就任顾问团首任总顾问，其他成员随后也都陆续到位。顾问团的任务是组织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和军事等各项建设事业，因工作主要集中于军事方面，所以被称为军事顾问团。

在鲍尔担任总顾问期间，他就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提出了改革建议。鲍尔倡导中国发展基础设施。军事方面，他邀请了20位德国军官加入顾问团，担任军事训练和军事情报教官。鲍尔主张整编军队，认为应削减过剩部队，建立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1929年5月，鲍尔因病去世。虽然在任时间仅半年，但他带领顾问团所做的工作为此后中德持续十年的军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助力中国寻求武器装备自主化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让更多人清楚地看到加强军事和工业建设以抗击日本侵略的必要性。由此中国加快寻求集中建设国防工业和推进工业化的步伐。由于当时美、英、法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中国将对外政策的重心之一放在德国方面。

1933年5月，德国军官汉斯•冯•泽克特应蒋介石邀请来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海外经济和军事发展相关事宜的首席顾问。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冯•泽克特为德国陆军的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被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

在中国进行了一段时期的考察后，冯•泽克特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他对于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设想。冯•泽克特认为，总是依靠从国外购买武器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中国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

德方认为，中国当时拥有的武器绝大部分都不适合现代化战争，因此从冯•泽克特时期开始，中德进行合作对长江沿岸已建工厂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兴建了新的武器和弹药厂。在汉阳、南京等地，新建或经过改造的工厂生产出步枪、机枪、迫击炮、重炮、望远镜、瞄准镜、防毒面具等诸多种类的军用装备，像中正式步枪等武器日后都成为对日作战中中国军队的主力武器。在战前这一时期，中国还从德国进口了大量德制武器。不仅如此，在德方的帮助下中国还成立了一些与军事装备相关的研究机构，其中不少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当时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工程师担任的。

“三年计划”夯实工业基础

除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外，全面提升中国工业水平，也被德方视为帮助中国防御外敌的重要方面。

为了有效实现工业化，当时中国的相关企业按照建议实行了集中和整合。德国在华企业也进行了调整，于1934年1月成立了“工业产品贸易公司”，以整合德国在华工业利益。同年8月，中德双方就原料对工业产品交易签署了合约，中方向德国出口战略原材料和农业产品，以获得德国的工业产品和技术。在冯•泽克特促成下签订的这一合约对中德两国之间的合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德合作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项目是1936年双方共同开展的“三年计划”。实行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业，使其有能力抗击日本的侵略，并为中国日后工业化的长远发展建立起一个中心。“三年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对所有与钨和锑经营相关的企业进行垄断化；兴建钢铁厂、机器制造厂、发电厂和化工厂等。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技术专家被培养出来，以主导国家工业项目的实施。

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看来，交通系统是运输军需物品的基础。1934年至1936年间，得益于和德国签订的贸易协议，中国的铁路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南昌、浙江和贵州等城市间都铺设了重要线路。一方面，德国在中国获取原材料需要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而对中方来说，这些铁路线对政府在长江以南建立工业中心提供了帮助。在抗日战争初期，这些铁路的军事作用和价值凸现出来，比如杭州-贵阳、广州-汉口等线路都在军事物品运输方面发挥了作用。

这些促进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发展的举措，在抗日战争中证明了自身的作用和带来的成效。在战争初期，它对侵华日军的进攻步伐造成了阻力，日方损失远远超过预期。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日军占领南京等地，但能够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殊死搏斗这样的结果使中国军队整体士气有所增强。此外，也为国民政府向西南后方转移留出了时间。

大规模整编国军，参与指挥对日作战

而除加强“硬件”建设外，冯•泽克特还提出，军队应成为政府的支柱。他建议在政府的指挥下对军队进行统一培训和集中管理，培养高素质的军官队伍，从而带动整个部队作战能力的提高。在军队训练方面，他主张建立一支特训队，作为教学模范队伍。

冯•泽克特的这一思想在其继任者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身上也有所体现。

在冯•法尔肯豪森的建议下，蒋介石的国军部队接受了大规模整编，数万士兵按照德国军事标准接受了高水平训练，成为中央军核心力量。根据中国当时工业的发展现状，冯•法尔肯豪森强调，应建立主要配备轻型武器的机动部队，并采用“渗透战术”作战。

此外，冯•法尔肯豪森还就对日作战部署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日本在持久战上没有胜算，所以中国应采取对日打“消耗战”的策略。他主张在矿区、海河沿岸等重要地区建设防御工事，还建议中国军队在日军前线后方进行游击战，以削弱日本的作战力量。可惜，他的这些建议并未被蒋介石采纳。

在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同时，冯•法尔肯豪森还参与了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战事指挥，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淞沪会战。

当时，为了改变日军入侵中国的方向以利于长期作战，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对驻沪日军进行围歼，淞沪会战打响。会战持续期间，冯•法尔肯豪森一直驻守上海前线协助指挥战事，直到会战结束才离开上海。

冯•法尔肯豪森对淞沪战场进行实战考察后认为，正面强攻日军防御工事，在缺乏重炮掩护时必然伤亡大进展慢，认为国军应该调整部署，改变战术。他建议，鉴于日军阵地正面长，纵深短浅，中国方面应在其正面防线的腰部选择一个防御薄弱点作为突破方向，先集中火炮猛轰，再组织突击队向纵深快速突击。直捣黄浦江，后续部队连续跟进以扩大战果，就算不能清除日军据点也能将其分割包围。

实际上，冯•法尔肯豪森的这一建议正是德军一战时惯用的突击群战术，又名渗透战术，该战术多次在一战时期成功突破敌阵地，并被交战双方广泛运用。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方面投入了经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并配备德式武器装备的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各师都有德国顾问随军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指挥。在部队战斗力、武器装备和作战士气上，这些“德械师”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不可多得的精锐部队。

淞沪一战持续了三个月，日本军队遭到相当损失，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未能得逞。有评价认为，能够拖延日本先进陆军的入侵步伐，反映出当时中国主力部队战斗力的一定提升。因德式训练和装备，再加上“德械师”部队的作战表现，当时一些人把淞沪会战干脆直接称为“德式战争”。

德国政府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宣布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1938年，随着德日法西斯走近，德国撤回了驻华顾问。冯•法尔肯豪森在离开中国前承诺，绝不透露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以帮助日本。随着他的离去，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十年的工作也画上了句号。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1941年7月中德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