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德国外长一封公开信

新任外长贝尔伯克才刚上任三周，就因其外交理念而饱受批评。身为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在多个场合强调“价值外交”的概念，还曾在向柏林左翼报刊《日报》表示，她将外交政策理解为“世界内政”，并且将中国称作“制度性竞争对手”，引发对中德关系的担忧。

对此，前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弗里德贝特•普吕格在德国保守政治文化杂志《Cicero》上发表公开信，劝诫贝尔伯克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不要进行道德十字军讨伐，应该意识到西方国家价值外交的局限性。当然，作者对中国、乌克兰等问题，依旧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做出的判断。

【翻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亲爱的部长贝尔伯克女士，

衷心祝贺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您接手的是属于最重要和最具成就感的一项任务，祝您诸事顺利和持久成功。

请允许我就您宣扬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发表一些评论。自四十年前我在波恩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和面对“究竟何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我的经验归纳起来说就是：鉴于我们的历史和根据我们的宪法，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是对的，但它不该成为道德上的自以为是和人权上的十字军讨伐。还有：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包括睿智的人权政策，但首先是确保和平。

惩罚奥地利

人权政治历史始于1849年12月的美国参议院。为抗议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要求与奥地利断交。对此，参议员约翰•帕克（John Parker）讽刺道：此事可得有始有终哦，“惩罚”奥地利之后，还得同样鄙视（帮助奥地利的）俄罗斯或（并不善待爱尔兰爱国者的）英国或（剥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到头来，你会与整个世界决裂。最后，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就卡斯非要断交这一问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派代表到维也纳与奥地利人就匈牙利人的命运进行“闭门”谈判其实更有帮助。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此后，人权政治贯穿了美国的外交。从伍德罗•威尔逊（“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约翰•肯尼迪（“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到人权号手吉米•卡特（“因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处的命运无动于衷”），美国总统不断要求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

民主输出的失败

然而，理想主义往往导致灾难。随着（1953）东柏林和（1956）匈牙利反共起义被镇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二战后的政治解放言论归于失败。在美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无数次播报的影响下，最起码当时匈牙利人是真的相信美国会来帮助他们的。越战，作为美国在全球为“自由世界”掀起的反共高潮，展示了理想主义方式最终会导致什么。1968年的美莱村大屠杀表明，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会以何种悲剧结果而告终。

40年之后，这一错误再次重演。美国智库（譬如卡内基、兰德公司等）和政客宣扬“大中东民主”（“Democracy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理念，以此来对可怕的“9.11”事件作出新保守主义式的反应。当时，我本人对此也很着迷。我至今还记得自己曾在2011年举办的一次哈佛会议上热烈欢迎“阿拉伯之春”的到来。

“阿拉伯之春”。来源：VOX

我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有权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集权体制之外走第三条路：自由民主。我至今都忘不了哈佛的卡尔•凯撒教授（Karl Kaiser）以及当时的德国社民党外交政治家卡斯腾•福克特（Karsten Voigt）对此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向传统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地区输出民主会面临失败。

他们两人是对的！无论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还是阿富汗，除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等少数地区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恶化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处境。无数人伤亡、遭受酷刑和流离失所。2015年叙利亚人大规模逃亡欧洲或2021年西方士兵仓惶撤离喀布尔，都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善意和高尚的动机最终是如何适得其反的。

维护和平是最高目标

部长女士，请允许我基于历史经验以及我自身在过去的错误判断，就价值观外交、但并非自以为是的外交政策提出以下五个观点：

1）维护和平是价值观外交的当务之急

伟大的哈佛教授格雷厄•艾莉森将崛起的中国和“守成者”美国日趋严重的冲突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断尖锐化的竞争进行了比较：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堪比今日由台湾空域引爆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这个历史比较中得出以下结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基于这一危险，诸如不派官员到北京冬奥会等这类不断火上浇油的做法是否明智？还是利用这场运动会展开广泛的外交攻势更迫切必要？

哈佛教授格雷厄•艾莉森。来源：中国日报

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首先应服务于维护和平。它不该一味用潇洒和象征性的言辞来横加指责，而应该通过默默的外交来具体改善人们的处境。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我们必须以理说服中国人，但我们不能“惩罚”，更不能“迫其就范”。重要的是利益平衡和外交解困。

那么俄罗斯呢？我们有理由为俄罗斯挺进乌克兰边境感到担忧，但是，我们难道除了威胁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打破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并以新的建设性建议来取代有关新制裁的讨论吗？您提出的关于基辅和莫斯科应重新恢复直接会谈的建议大方向是对的。

在这方面，是否应该考虑像延长乌克兰天然气过境协议那样由欧盟出面调停？或者，是否可以考虑在气候领域，如风能、太阳能、能源效率、造林、共同的氢能项目等，与俄罗斯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冷战正酣的1970年，与苏联签订的天然气管道交易至今都维护着欧洲的和平。气候政策方面的广泛和长期合作同样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再说，这点也见诸于联合执政协议中。谁阅读过普京最近的一些讲话，谁就很快能发现，俄方原则上也是有意合作的。

没理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亲爱的贝尔伯克女士，您是否也认为我们对和平的认知太想当然了？或许因为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还记得那些轰炸之夜？而实际上，我们这里以及世界上许多地区所拥有的和平正在受到严重威胁。核战争或许是最大的威胁，比气候变化更具摧毁力！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核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相互对峙着。裁军和军备控制机制已经瓦解，新的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正被发明出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针对所有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说过一句名言：和平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和平则一切皆无可能。

维利•勃兰特。来源：维基百科

2）不要进行道德十字军讨伐

我们可能经常认为别的文化传统陌生、落后和值得批评。表达和推广自己的信仰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但要警惕自己过度热衷于道德优越感。其他的、有些甚至更古老的文明或有正统宗教信仰的国家不喜欢被管束或说教。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应维护欧洲文明的成就，但没有理由表现出高人一等和自以为是。宗教异端裁判所、灭绝印第安人、贩卖奴隶、殖民主义、迫害犹太人、在越南投放化学武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和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等，都还去之不远，历历在目。我们自己经过数百年才实现人权，我们又有何权力要求其他文化立刻遵守西敏条例（Westminster Standards）？

3）认清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德国伸出食指对世界上的新兴国家进行说教究竟有多少收效？鉴于欧洲内部的争论不休、经济实力的下降趋势和不断显现的军事软肋，人权指责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除了被视为对内政的恶意干涉之外，并不能取得改变效应。

即使我们没有次次都去干涉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犯人权现象，也并不表示我们对其他人的命运无动于衷，而是出于对自己有限影响力的客观认识。

4）价值观之外还有合法的利益

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赖于成功的外贸。如果我们只向完美无瑕的西式民主国家出口，这将导致无数劳动岗位的丢失。机械，汽车和配件供应或化工，所有这些成就德国富裕和增长的关键领域，均严重依赖中国市场，譬如每两辆大众汽车中就有一辆是销往中国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权信仰与生存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罗斯同样如此。

譬如，2019年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在西门子和可耐福集团负责人的主持下在索契与普京交流，并非如一些德国批评者指称的那样是“耻辱会谈”。双方商谈的更多是诸如急需能源和出口等符合双方利益的共同经济项目。即便“贸易促变”的希望经常落空，依然不能否认大型经济项目有利于彼此合作和相互依赖的事实。它们起到建立信任和促进稳定的作用。

西门子和可耐福集团负责人的主持下在索契与普京交流。来源：urdu point

5）人权政治始于本国

我们在向其他国家因人权施压之前，首先应该扫清欧洲门前的雪。譬如，匈牙利和波兰的现政府正越来越远离欧洲法制精神和条例。美国宪法之父们反对输出人权，认为美国更应作为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屹立在那儿，成为别人的某种楷模。少一些布道，更多通过榜样的言行来成为世人瞩目的人权灯塔。这才是维护和平之外另一个人权外交的基础。

关于作者：

普吕格教授1955年生于德国汉诺威，1973年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波恩大学攻读政治学、法律和国民经济专业，还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塞缪尔•亨廷顿。1982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标题是《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美国人权政治》（Amerikanische Menschenrechtspolitik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普吕格18岁加入基民盟，在党内基层和下萨克森党部均担任过要职。1990年至2006年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1999年至2005年任基民盟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2005年至2006年在第一届默克尔政府中任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副部长），2006年至2011年任柏林市议会议员，并于2006年至2008年担任柏林基民盟（CDU）议会党团主席和反对党领袖。

2010年10月退出政坛，从事教学工作，目前任教于波恩大学。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执掌能源和资源安全学院。2009年以来是宾克曼普吕格国际企业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此公开信2021年12月14日发表于德国保守政治文化杂志《Cic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