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3月28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3月25日发表科技记者、小说家劳拉·斯平尼的文章，称一个新病毒出来，全世界都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因为工厂化农业、全球化工业和快速城市化，诸如新冠病毒这样的病毒就不会出现在菜市场上。文章摘编如下：
我心情焦虑的时候，右上臂内侧就会出现令人烦恼的红色湿疹。医生会给我些药膏抹一抹，但我也知道，要避免再犯，我必须解决潜在的问题。
你心里说，太唠叨了，其实我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不应把导致全球遭殃的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其理由与我不应把湿疹归咎于我上臂的理由是一样的。
人畜共患病加速出现
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所有证据表明，如今臭名昭着的“湿货市场”——即出售供人食用的活的和死的动物的地方——为冠状病毒轻而易举地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身上提供了一个机会。
但是，要了解为什么近几十年来这种人畜共患病——即人感染源于动物的病毒——加速出现，就必须了解是什么因素让这些病毒上了我们的道：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与规模农业公司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数百万小农被边缘化有关。
为了生存，农民开始养殖更多的外来物种——即曾经人类只为生存才猎食的动物。而在地理位置上，更大规模的经营把农民挤了出去，因为更多的基本农田被占用。这些小农被迫走近未耕作过的地带，比如森林，而那里潜伏着蝙蝠——冠状病毒的贮主。这不是好事，这导致蝙蝠身上的病毒通过穿山甲等中间哺乳动物宿主传给人类。
即便如此，暂且用唱反调人士的话说，这个问题仍然可以视为是亚洲独有的。但是，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随着对外开放，各地的农业企业不再是完全为本地人所有。亚洲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接受地。其次，正如美国流行病学专家戴维·莫伦斯及其同事2月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周刊上所指出的，在更久远的时期中，我们看到流感在上演类似的戏码——流感造成的疫情大流行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任何疾病都多。
工厂化农场利弊交织
自从我们数千年前驯化了家禽和猪等动物以来，可感染这些动物的流感病毒就不时地传给人类。但是，今天为我们生产食物的工厂化农场在那些病毒蔓延之前就提高了其毒性。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出现的这种情况多于贫穷的或新兴的经济体，这是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原因。那次疫情大流行的首批病例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但没有人称之为美国流感——不那么称是正确的，即便仅仅因为美国的农场不完全为美国所有。他国在其中也有投资。
给新的人畜共患病创造条件的不仅仅是为我们生产食物的行业。伐木、采矿、修路和快速城市化也是原因之一，而其收益也是国际共享的。莫伦斯等人写道：“我们创造了一个由人类主宰的全球生态系统，这是动物病毒出现和转换宿主的乐园。”由此产生的疾病让当地首先遭殃，这体现在它们的名字上——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以及玻利维亚出血热，仅举三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些疾病，比如艾滋病和新冠病毒肺炎，后来变成了全球性疾病。从中不难看出天理昭昭。
人类须避免“公地悲剧”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疾病命名指导原则，规定此类名称不应指明特定人群、地区、动物或食物。不管怎样，扣在那些罪恶头上的名字往往最后证明是错的，但到了情况明了的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了。艾滋病的第一个名称“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侮辱了同性恋群体，同时妨碍了对这种疾病如何影响其他群体的研究。现在新冠病毒疫情的主要感染中心已经不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可从中国那里吸取宝贵的教训，在此之际特朗普却在与别人相互辱骂。这场骂战对特朗普有利，因为他可以转移人们对他应对国内疫情不当的注意力，但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好处。
控制动物与人类的相互关系显然很重要，但这不应使我们忽视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即那些全球化的行业。经济学家用“公地悲剧”这个词来描述一种共有的资源——比如说公共牧场——被为了一己私利的人破坏。这曾用于描述气候危机，但正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学家卢克·伯格曼及其同事所指出的，用在这里并不十分恰当。就这些行业而言，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已将依赖于这些公用地的数十亿人排除在其之外，无法参与治理。然而，我们正在承受工业剥削的代价，其形式就是疫病大流行。
作为个人，在选择我们的食物和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负有一定的责任。地球上有很多人，维持生存的代价高昂。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行业已与消费者的选择脱钩：它们在推动而不是响应消费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