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网12月30日报道 西班牙环球网站12月21日发表题为《全球技术治理指南》的文章，作者为拉克尔·豪尔赫·里卡特。文章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新兴技术的整合，而是源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向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新体系进行的过渡，以及长期以来互无关联的领域的融合。全文摘编如下：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说：“从未有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危险重重的时刻。”
先前的工业革命（机械化和蒸汽革命、大规模生产和电力革命、自动化和计算机革命）导致治理体系发生变化。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但不同的侧重点使其成为一个独特又与众不同的阶段。在这个新工业时代中，技术不仅会陪伴人类或优化人类的工作，还会与人类活动——甚至人体——结合，从而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在工业4.0时代中，网络实体系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智能性，以至于能够自行做出去中心化的决策。
是否可以构建一个全球技术治理框架？答案不在于治理什么，而在于如何治理。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新兴技术的整合，而是源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向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新体系进行的过渡，以及长期以来互无关联的领域的融合。因此，关键不在于治理机器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AI）、物联网技术以及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而在于如何治理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形式下自主智能体系的速度、范围和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形势要求构建一种治理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应对推动这个工业时代前进的三大支柱的责任、限制和机遇。这三大支柱为：技术及其体系本身，负责技术管理、监管和部署的角色；目标个人和社区。当前存在着一系列技术治理的焦点、机制和手段。
如果一场工业革命忽视物理边界，并且以如此迅速、动荡和无法预测的方式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就无法在缺乏关联的建议、手段和措施的情况下应对。最可行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恰恰存在于全球架构的构建中。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所有参与者都不愿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全球规则的情况下，治理框架能够催生出其他手段，例如原则、决策过程和机构协议。
毫无疑问，全球框架必定会激起一些争议。有必要找到一个折中空间，以保证竞争成为创新的一种形式，但又不能让某些参与者落后其他参与者太多。在这种形式中，数字、物理和生物空间的整合广泛渗透到人的日常、社区、国家、进程和产品中。全球技术治理框架的价值在于，确保工业4.0时代的经济目标能与尊重基本权利、非歧视性和相称性的社会目标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