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北航教授性侵女学生：不是单纯的性别倾

　　新年第一天，毕业7年的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时导师的性骚扰。

　　北航的反应很快，官方微博发声明称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实上，当罗茜茜去年10月向北航纪委发送邮件时就得到了回复，校方承诺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利益。被举报的教授也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少看客对此表示满意：涉事老师已经收到了教训。想想去年初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控诉老师家属性侵事件，受害者至今未得到学校的明确回应。罗茜茜们似乎已算是“幸运”了。

　　但是，当我们讨论高校性骚扰事件时，我们最终的目的，仅仅是抓住某个“禽兽”吗？

　　千百年来我们习惯这样的故事：高塔上的公主被恶龙侵害。我们呼唤勇士，大多数时候他们迟到甚至从不露面。当他们偶尔出现，恶龙被打倒，我们同声欢唱恶有恶报，正义不缺席。

　　可是少有人关心：为什么凡是公主总离不开高塔？她为什么不在广阔的平原上，用自己的双脚逃出生天。或者在丘陵中，可以抓起石头还击。哪怕在河流之中，至少可以努力躲过龙嘴喷出的大火。不，她的天然设置总是这样，束手束脚，孤立无援。

　　这才是巨大的、隐蔽的不公正。这座囚塔不禁止反抗，它只是极大增加着反抗的成本。

　　这个背景下，高校性骚扰事件不是单纯的性别倾轧。实际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它与权力有关。

　　这个时代，教授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处在一种微妙的权力结构里。他们的关系不只教与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研究生习惯管导师叫“老板”。用词很好理解：这些年轻人学术生涯中的关卡上，影响学术评价的每一项努力，导师握有关键一票。他们的意见和指导影响学生的成绩、毕业、保送、出国、参与项目的质量、发表论文的水平。

　　我硕士期间的导师比大白还暖，把压箱底的好题材拿来给我做论文。周围不少朋友也都有幸恰逢良师。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好导师占绝大多数，以育人之心教书治学。

　　人性“温暖”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导师完全有能力把我的生活毁得一团糟，只不过选择不那么做而已。

　　一个基本依靠个体道德水准来影响结果的体系非常可怕。它不属于我们多学科达到世界顶尖水准的现代化校园，更像是旧时代师徒传承的精神遗留。要知道，在那样的关系里，好老师如武侠小说中的“江南七怪”，思想一时转不过弯，也会妨碍郭靖自由恋爱。

　　这个体系属于一个更大的金字塔结构。学术资源如基金、职称、项目自上而下分配，层级分明。不独中国，整个国际学术界都是如此。“青椒”（青年教师）的焦虑，终身教职的争夺和研究生的不安全感一样存在其中。

　　因此，不能单独看待北航的性骚扰事件。它与2016年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在导师工厂低薪工作时的意外死亡有关，与南京邮电大学男生留下“导师不让毕业”遗言后的纵身一跃有关——它代表着权力的滥用。

　　恶龙之恶，建立在高塔之高上。

　　性骚扰是这其中最放肆的行径之一。2017年《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6531名受访者中近七成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16所211高校相关的投诉只有3起。

　　互联网的存在给了罗茜茜们权力的倒转。她和有同样受害经历的伙伴通过知乎匿名发帖，获得广泛关注。这不过是高塔垂下了一条绳子，帮助她们爬下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规定了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在我看来，想法虽好，不够有力，类似于对恶龙批评一句：你这样不对。

　　罗茜茜们要求，建立一个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她们要造一架结实的梯子，从塔顶直达地面。全社会都应该参与针对这个机制的讨论：长期的申诉渠道如何建立？高校是否应该设立专门部门管理申诉？该部门的老师如何避免利益冲突？如何透明呈现申诉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保障申诉人的隐私权？被投诉老师将进入怎样的审查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司法部门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更重要的是，在隐去申诉者身份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教师被诬陷？如何避免举报被利用、变成一场争夺利益的攻歼？

　　罗茜茜的公开信发表在2018年的开端，这是一个信号：一切才刚刚开始。它是高校权益保护体系建立的第一步。

　　以前，当坏人被惩罚，类似事件热度退却，我们爱说：校园终于重回纯净。我们总是这样，觉得不经世事才算清白。实际上，真正的洁净自力量中来。当生命足够健康和自由，总能轻松抖落污垢灰尘，抽芽向上。它不用逃避，它比伪恶丑更强大。

　　我去年采访过一位为女科研工作者权益发声的男教授，他希望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上。

　　我想，我们这一代努力发声，也不过是为了改写新一代的童话故事：公主需要的不是被拯救，她需要的是能摆脱沉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