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亲时代调查：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
新相亲时代
平均算下来，每一分钟里，国内有22对新人拿着户口本走向民政局，进入婚姻生活；同时，8对夫妻在另外一个窗口签下离婚协议。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曲线渐渐逼近一个闭合的大于号。婚姻的围墙之外，还有2亿单身者。
袁圆和刘英莲属于2亿人的“解救者”，她们一位供职于首都主打“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相亲机构；一位在闽南老城区做了53年免费业余红娘，号称介绍成功4000多对，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
2亿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相亲“擂台”，知乎上“你相亲遇到过哪些奇葩事”有900万人关注；《中国式相亲》节目首播就获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仅次于《快乐大本营》，第二期马上拿下第一，等到第三期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而相亲网站的巨头之一百合网，尽管经历了舆论风雨，如今的市值也有64亿元。
人们自古歌颂爱情，却未必认同相亲，但“相亲”这种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来从未有过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现代生活中滋生出迥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流传至今，并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才会完美。”袁圆从亚当夏娃说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咨询有限公司的红娘主管和首席情感专家，见识过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欲望，她没精确计算过，但“应该见过1000个相亲故事”。
有人想找三观正的，有人要五官正的；有固定资产5000万元的“高富帅”非要找资产上亿或部级领导的女儿；有看着朴实的大姐非要找吴亦凡的外表、贺涵的内在，还要车技好、英语流利、家装有品位、会聊天，“我说的话不能掉在地上”。
北京二环路边的这间办公室上空漂浮着密集的求偶信息，七夕当天深夜，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间里，红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这些房间以“清华”“北大”“牛津”“剑桥”命名，当这位求偶者选择“包成功”服务时，3万元随着pos机“吱吱”的声音划走，她将不断被介绍认识男士，直到结婚为止。
袁圆把客户分成很多类：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择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时间用来打拼事业；有的工作圈子窄，资源少；有的曾经谈了场不合适的恋爱，耽误了青春；还有人花心，兜兜转转，一不小心就到了适婚年龄；也有因为性格、房子、两人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谐等等因素离婚的人士。
“就跟企业融资一样，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有的需要财务顾问。”一位观望红娘业务的金融从业者说。
“怎么和看文件选基金选包包一样的感觉，机械化，条件匹配的审视，难道大龄一点就要到这步田地吗？”有人对条条框框的个人信息和明码标价的择偶要求表达不满，说相亲的过程像招商。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国内名校毕业，就业集中选择在金融和IT行业，收入显著高，“反观哈佛大学刚毕业的，做什么都有。”
这些人中，“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们一方面期望对方有不错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从个人层面来说，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奋斗、多享受，同时又害怕别人“惦记”自己的财物，用心不纯。当这种个人层面的焦虑成为一种风潮时，恐怕就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解释了。
在一项调查中，当下中国青年群体希望自己在34岁时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收入。按照这个年龄计算，一个硕士工作9年之后就要达到“人生巅峰”。希望更快获得更多财富成为中国青年的集体焦虑，并且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婚恋问题上。
面对无力招架的焦虑，相当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圆的客户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没谈过恋爱，是亲戚几家孩子里最优秀的，“别人都在看着我呢，找不好他们会瞧不起，找个差的就吃亏了。”有位女客户羡慕身边的闺蜜，这个找了个官二代，那个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红娘对她说，“她们是她们，你是你。”
经过观察和统计，袁圆的女客户最看重对方职位、前途、收入、房、车、户口，年收入30万元在这个生态圈里算“挺一般的”；有房有车的话“四五十万元也不错”；七八十万元才能归为“收入高”。
在72岁的红娘刘英莲眼里，这算得上“天文数字”了。闽南老城中，考察单身青年物质牢靠性的指标之一，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人有也不好找。
“以前是找人过日子，现在是找房子找车子过日子。”有个小青年请刘英莲介绍对象，她说这个女的有点丑，男方不乐意了，她又说对方挺有钱，男的马上表示“可以见见”。
“这种人我就不想给他介绍。”刘英莲在当地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了一辈子，是一种刺绣的非物质保护遗产传人，没出过远门，保持着朴素和传统的价值观。
她说现在司机和厨师最不好找对象，“以前车少，人家都不会开车，开车的很好呀，现在说开车是奴才；以前嫁个厨师挺好的，会煮饭给自己吃，现在嫌弃厨师身上有味道。”人们现在喜欢找的是“干部、老师、办厂的、开店的”。
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颜值？不！
都市里的青年通过转移注意力缓解孤独，买卡通玩偶、做陶艺、认真上每一节私教课，精细计算每种食物的热量，热衷于跑步。有人说，科学研究表明，每个初夏的傍晚踏着风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当于谈了一场微型恋爱。
积攒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单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时候，迎来了一场大型失恋。下半年的日子不好过，国庆节、中秋节、光棍节、圣诞节，每个节日都是孤单的双倍放大，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铁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
“许多单身人士进入30岁的后期时，难免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找一个伴侣安定下来，如果现在他们选择结婚，是否会过得更开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单身男女，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说。还有一些人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红娘，他们管相亲叫广结善缘。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在回答“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这个问题时，袁圆把最终答案敲定为“年龄”，排在“颜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几岁，刘强东可能就不会娶她。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袁圆坐在私密的房间里，坦诚地说，“不过颜值即正义，有的男客户说 ‘30岁以上千万不要给我推，别给我困难户’，但发了照片，长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过即便特别好看，年龄到了35岁以上，也悬，生育是个问题。”
单身就意味着35岁之后，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时都能听到耳旁生物钟的滴答作响，提醒着她们，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倒计时在父母的耳边加倍放大，许多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在读书时不要早恋，工作后能立马结婚生娃。课堂上没人教他们如何爱与被爱，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在找袁圆时紧张得直搓裙角。谈起事业她眉飞色舞，但与男士沟通常常说一些打击人的话。她穿着套装，头发包在脑后，“显得太老了”，袁圆建议她戴隐形眼镜，化点妆。
“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也不懂得爱，带着小女孩的幻想去相亲。”袁圆说。这些人向往着浪漫主义的爱情，就像爱情有一种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实现等一切的途径。
某互联德国网平台基于5万用户的《中国人婚恋态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七成德国网友后悔结婚。“结婚又不是赶集，结得越快，婚后会后悔的几率也就越大。”认识一个月之内就结婚的人中，三成“经常后悔”，远远高出了其他人。
“我还没嫁出去，我不少同学都已经将人生过出了好几部电视剧的量了：裸婚、斗小三、离婚、再嫁、生小孩、生二孩。”有德国网友在知乎上评论。
适婚青年的父辈大多习惯在年轻时结婚，而死亡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眼中，单身被视为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共生活锐减的现象。
过年前后，刘英莲所在的城市迎来相亲热潮。当地星巴克的店员证实，常有七八个人一起涌进店里，那是家人带着儿女来相亲的，如果聊得好，过一会儿大人会走，儿女可以继续聊；聊得不好，就一拍两散，“非常现实”。
陈柏安又一次为了女儿的事来找刘英莲。他的女儿33岁了，刘英莲给她介绍了10年，没成功。“我们会催啊，女儿不是很着急。她要对方有房子、有工作、会赚钱，不能比我们家差。”陈柏安有时想想，女儿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赚钱就少矛盾，家里出矛盾都是经济矛盾，没有钱就会因为这个吵。”
还有的母亲想到女儿28岁还没出嫁就哭，女儿没有归宿，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刘英莲帮这家人的女儿说了媒，妈妈高兴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
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让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寻求“攀高枝”的可能。
陈柏安和爱人的结识也是通过相亲，那个年代，头次见面往往到介绍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媒人两边问，相处好了就去电影院公园，“以前要自行车，现在要汽车，水涨船高，都是一样的。”
现在女儿和人相处，先加微信，“还是面对面接触比较好，微信里哪句话你讲的我不爱听，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谈判，当面讲还能解释。”在现代人的线上聊天语境下，男士第一句发“我可以认识你吗”或者“你在干吗”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趣和愚蠢的体现。
见面也有讲究，袁圆常常建议客户第一次见面约在红娘的办公室，“请吃饭会有很多问题，有对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执意带女生去吃火锅，席间谈的都是股票投资，吃完男生自己打个滴滴走了，女生就觉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有的男士请女士吃饭，没看上，觉得花钱太多，亏了；也有人觉得花几千元能跟女神共进晚餐也值；女士说随便吃一个，有的男士觉得她没品位，吃个贵的，又觉得她虚荣。
“有特别漂亮的姑娘，第一次见面就在商场里买买买，男的乐意为她买单。女生待人接物让人舒服，长得又好看，情商又高，不会给人压力，男的特别容易为这种女生当备胎。有个北大男孩，做金融的，长期给人当备胎，以为我在你身后等着就有机会。”
“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存货”，以前都用脑子记。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夹在本子里，形成时间的褶皱。
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年轻人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以至于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来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黄金时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
1979年，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转年《庐山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
那时，每到春节，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宿舍堆着杂物，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实在，人们乐意找她。
前不久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寻着报纸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她心里很怕，“我不敢乱介绍，他说自己是好的，里面是坏的，装在肚子里，谁知道。要是不好了，到这边闹一下，我的脸要丢到哪里去。”
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中国式相亲》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录制体验：“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我们一直有权利说‘不’，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学识、理想、颜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而且 99%都不在节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刘英莲说，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的人喜欢找瘦的；以前的人进门时很害羞，不敢进来，现在的人给她打电话，上来就是“有男人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不好说服了。”曾经有4个小青年明确请刘英莲介绍有钱的女士，她说“要钱自己去赚”，最终也只说服了一个人。
人们对相亲的态度从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亲类节目的火爆足以佐证。1988年山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红娘》，被称为“相亲类节目的鼻祖”。湖南卫视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约》开启了婚恋节目收视热潮先河。婚恋交友类节目在2010年达到白热化状态，这一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一炮而红。屏幕上的男女纠葛成为人们对相亲态度细微变化的公开史料。
《中国式相亲》节目监制刘原表示：“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确切来说这是一档关于婚恋问题的代际沟通类节目，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也有学者站在父母这队，认为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 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
“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中元节(俗称“鬼节”)前后是刘英莲“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时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刺绣。
整个工艺美术厂早已倒闭，玻璃破碎，墙壁生出新草。刘英莲的“工作室”藏身在几间空房的背后。这间旧屋的房顶已经没了，临时性地搭了铁皮，夏天尤其炎热。屋里还有一口老井，能用来打水洒在水泥地上，“井不见天，不能喝了。”
刘英莲的眼镜搭在鼻梁上，正在专心绣一个桌裙上的麒麟。屋里只有蝴蝶牌缝纫机稳定的转动声和绣针穿透布料“嘣嘣”的声音。
“绣这个按照纹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单纯。”刘英莲偶尔抬起头，“介绍对象没那么单纯，要想啊。”
她和这间屋子都秉持着一些传统，比如不可以试婚，“会害死女的”；“相处最少要一年”；“要假装生气考验对方，看他对你好不好”；“两人差四五岁最好，能照顾”。
她痛恨离婚。“以前有妇联说服，现在世界变乱了。”她愿意看见介绍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两个人好，我就高兴”。尽管很多早年介绍的夫妻已经记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浮躁，没有耐心，喜欢走捷径。明明对现状挺满意，看到别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欢比较，还贪心。”袁圆说，以前的人用手机、电脑、衣服，坏了还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会调整适应对方。现在稍微不满意就想换新的，以为还会有更好的出现，“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如别人生下来好。”
袁圆从小就具备一双善于发现“谁喜欢谁”的眼睛，爱看爱情片，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历，“撮合单身男女和应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时棍棒和大锤都打不开它，一把小小的钥匙，扭一下就开了。”
她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婚姻还是基础单位，很多年轻人对婚姻的认识不够，抱着完美的态度，按照别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对我说，‘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她的老板范阳君觉得，婚姻的本质是寻找可以共同成长的伙伴，不是简简单单的激情关系，而是两个人互为彼此成长过程的伙伴，各取所需。
他们发现，爸妈很恩爱，拥有爱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脱单”。有些人希望“你应该先来爱我，我才去爱你”，还有人自身条件有限，还不愿意降低标准，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过那些已经学会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那生活并不见得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一位专门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催着你结婚的，和赶着你离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龄的少妇在法庭上冲自己父母哭喊“当初让我跟他是你们，现在让我离婚也是你们”。
而针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国内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统和行业标准的婚姻咨询，这个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的咨询方式，在国内多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变相收费。
知乎上“该不该和自己不喜欢的相亲对象步入婚姻”的提问，获赞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别人离婚的故事，会发现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结婚，多少人根本坚持不下去。结婚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端，你们要开始朝夕相处，一起做很多其实远远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买房子装修房子，比如融入对方的家庭孝敬对方的父母，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如果没有你对这个男人很多的爱，根本坚持不下去。”
文艺青年对世界说，“我亦只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予我不爱的人。”“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
刘英莲多年的经验也发现，那些遵从父母之命结婚的，往往容易离婚。
对于正在崛起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忙着投身学习和工作。将时间交给教导和雇佣他们的人，剩下的则用来自我提高，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迁、建立人际关系德国网络，赢得声誉、晋升，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循环往复。
对于有20万年集体生活经验的人类来说，开始有人将个人放在社会的需求之前。《单身社会》里提到，选择单身改变了人们自身以及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影响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与死亡的方式。
许多人并不知道，爱给人介绍对象的刘英莲30岁出头就离了婚，因为丈夫不断的外遇并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点自杀。”
她自此选择独身，把精力放在说媒和刺绣上。谈起往事，见过无数单身男女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像两汪淘不干的老井。“我要是50多岁就好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快要死了。”
善于描写爱情的女作家李碧华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袁圆做了多年红娘，成绩斐然，不过她从业以来最大的困惑并不是如何找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结婚，而是在千千万万人中找到那个配对的人之后，如何获得最终的幸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