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封锁160天 这些城市几乎被遗忘

        为防控境外输入疫情，我国的边境小城正陷入一场漫长的封锁。
截至2022年4月下旬，云南的瑞丽，断断续续封城160天；黑龙江的绥芬河，已经封城近90天；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天。
根据全民核酸筛查人数对比推算，疫情爆发以来，约有20万人离开了瑞丽，近10万人离开了东兴……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和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计。
当原本平静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有人被迫转行、出走他乡，有人困守原地、寻求出路。
由于地处边境，这些口岸城市一度有着极为包容的文化和发展机遇，但城市体量小、人口少，资源有限，封锁带来的困境，鲜少被人看到。
一条找到这些深受封城之苦的居民，和他们聊了聊封锁中的日常，他们也需要帮助、鼓励和安慰。
当大多数目光都聚焦在上海，我们希望这些边境城市的现状被更多人看到，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家园，不要被真的遗忘。
2021年7月底，瑞丽第4和第5次封城的间隙，李尚排了5个小时队，终于申请到“离瑞证明”。他从市政府大楼跑回住处，胡乱抓了手机、钱包、身份证和几件随身衣物，然后头也不回地驾车驶离瑞丽。
他在这个边境小城生活了8年，离开却只用20分钟。“拿到这个证必须24小时之内离开，不然就作废了。我心里有很深的眷恋，但那时只想逃离。”
中午的阳光刺眼，快到出城的卡口，车流开始拥堵，排起长队。李尚忍不住紧张起来，虽然手续齐全，有48小时内的双检双采报告（离瑞要求在两个检测机构，分别自费完成口和鼻咽拭子，并间隔24小时），但他仍担心一道道检查，随时请他原地掉头。
李尚今年40岁，2014年他来瑞丽租了一栋楼做青旅，又按揭买了一套自住的房子，就这样结束了十年的漂泊生活，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瑞丽三面接壤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进出口贸易繁荣，生活节奏又不紧不慢。在李尚看来，这里是一个包容又充满机遇的地方。当地的傣族和景颇族人淳朴善良，缅甸、泰国、印巴人，还有全国各地的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美食。封城前，青旅最低的入住率也有60%，他原本计划在缅甸再开一家分店。
2021年3月31日封城后，因为家在封控区，李尚无法回家，只能住在店里。依靠之前囤的物资和联系骑手送菜，他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虽然不断听到政府发放生活物资的消息，但李尚只收到过一次，是一份凉茶。物价涨了不少，原本一斤8块左右的小米辣，后来涨到近40块。
更让他发愁的是生意，没有旅客能进入瑞丽，他也无法开门营业，店里的缅甸工人都离开了。 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旅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做核酸，然后“等希望一点点磨没。”
李尚周围的朋友，几乎都选择离开瑞丽，以前喊一声就在宵夜摊上见面的人们，如今各奔东西谋求生路。
到如今，瑞丽已经断断续续封城一年，有时是封控管理，有时是居家隔离，有时是居家休息。从3年前疫情爆发开始，瑞丽市民已经经历9次封城，时间超过160天，前后至少130次核酸。
根据瑞丽官方发布的数据，最近的一次全民核酸检测（2022月4月18日）约有19万人，而一年前的核酸检测（2021年4月13日）约有38万人。这意味着在这一年里至少有20万人离瑞。
玉石商人刘珊珊还记得最开始做核酸，得排40多分钟的长队，前几天她下楼直接就能做上。她居住的楼层共有6户，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陆续搬走，如今只剩下她一家还会在夜晚亮起灯。
原本繁荣的玉石交易、进出口贸易、业和餐饮业几乎停摆。姐告边境贸易区的封锁是突然发生的。付了年租金的铺面，去年一年，刘珊珊只摆了不到一个月。封城最严格的时候，即使有老客人找上门，他们也无法从缅甸拿货，无法从瑞丽发货。到了去年5月4日，姐告解封。再过3个月，除了防疫人员，所有人被要求撤出姐告，那里成为“无人区”。
姐告是国内最大最早的玉石市场，陆地跟缅甸的木姐相连，经由姐告大桥与瑞丽市区隔江相望
刘珊珊时常接到小姐妹的电话，告诉她要离开的消息，然后便是哭泣声。
有人去广东继续做玉石生意，有人回老家，有人彻底改了行，卖菜、卖酒、做骑手，有人为了孩子读书搬到临近的城市。瑞丽多数中小学，除了高三，长达一年没有复课。孩子每天在家上网课，有时师生比是惊人的1:800。
在瑞丽，夜不能寐的人是很多的。刘珊珊总是失眠，发愁债务，纠结要不要离开。她来瑞丽16年，在姐告和城区分别租了一个铺面卖玉石。姐告的米柜有两米长，一年租金2万4，转让费4万，城区的租金一年2万，做生意贷款了15万，刚刚还掉4万多，明年得还完剩下的十几万。车贷刚刚还完，房贷每个月要6千多块。
“9次封城，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最长的一次待了28天。楼对面有一个人，每天都嘶吼宣泄。”
3月24日开始，住在低风险区的瑞丽市民可以出门了。刘珊珊骑车上山去兜风。以前她会约几个朋友，一起骑车去芒市，到那儿累得直接瘫倒，再吃得饱饱的，那种日子是那么幸福，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了。
她不是没想过离开，但在瑞丽的房贷、房租，没有任何缓交、补贴的解决方案，离瑞一度规定不能携带生产经营资料，这意味着玉石商人得把身家留在原地。去陌生城市做生意，又需要一笔资金投入。“有谁是真的愿意离开啊？我们已经在这里扎下根，突然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我是真的害怕。”
刘珊珊身边的朋友，很多都靠几张信用卡维持着。偶尔做几单生意，一张卡套一张卡，借网贷的也不在少数。她自己也过得紧巴巴。“一听牛肉要60一斤，我都没敢买。像榴莲和樱桃，我连吃的欲望都不敢有。”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能有转机，甚至不敢对未来有什么期望。
李尚如今在云南另一个城市租了房子，转行做茶叶生意，赚来的钱除了日常生活开销，还要支付瑞丽那一间至今无法进入的房子的贷款。他说这一切像是“马尔克斯的小说”，人到中年，他又开始新的漂泊。
封城进入50天后，广西东兴市人的朋友圈里，一个视频流传开来：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抱头痛哭，连续50多轮核酸检测，已经让他濒临崩溃。
情绪像决堤的洪水，吞噬着每一个观看视频的当地人，他们理解那种溃败感。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这是东兴市最漫长的一次封锁，等待的人们，不知何时是尽头。
今年2月23日晚上，四川人古月先觉察到异样，因为在东兴口岸做中越贸易，她平日需要发很多快递，所以“消息更灵通一点”，她发现所有物流都停了——入夜的东兴市，悄无声息地封了城。
古月是四川移民，在东兴已是第六个年头。在东兴口岸，她主要做越南特产的生意，卖榴莲饼、盐焗腰果、咖啡和旅游纪念品，有两个孩子要养活。
东兴口岸不大，和越南仅隔着一条北仑河，一座111米长的桥跨越其上，连接着两个国家。以前，她站在商铺门口，能看到对岸的越南人打篮球。
县级市东兴，行政上归防城港市管辖。按过去的数据，这里有2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其中超过15万是外地移民。旅游业、中越贸易及相关产业是支柱，大部分人赖此为生。
古月还记得2019年底的东兴口岸，“那一片特别灿烂”。过年的时候，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忙碌着备货，如今只剩一片萧条。
印象里，东兴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杨桃、香蕉、菠萝蜜和龙眼树，果实成熟的时候，空气里会有一种特别的甜香，这都是家乡四川看不到的景象，但她已经50多天没怎么出过门了（出门的机会，主要是做核酸）。
网格化管理后，整个小城分为有疫区和无疫区，一旦一栋楼里有阳性病例，会将整栋的居民拉去隔离。街道上早已空落，紧闭的卷帘门和灰扑扑的店招，仿佛泄露着这座口岸城市的暮气，在以往，它本充满活力。
封锁带来的生存问题，都很具体。虽然能通过“群接龙”的方式买到菜，但物价涨得厉害，原来2块钱一斤的青菜，现在要7块钱。跑腿费从最初的10块钱，上涨到20块。水果很难买，大人可以不吃，但作为母亲，她想让孩子吃到。一岁多的小朋友，还在用纸尿裤、喝奶粉，这些都是开支。古月一家五口人，极尽控制，以前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要50块，现在“100块也打不住”。
生活成本在上涨，但整个城市已停滞，大家无法出门工作，所有人面对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困境。
古月的朋友，同在东兴口岸做生意的汕尾人柳现对此感触很深。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小区群里，看到一个储蓄用尽的人，在向社区申请“5斤大米，一小瓶花生油”——封城持续太久了，很多人生计无着。
在3月25日，柳现策划了自己的“出逃”，那是东兴封城的第30天。“刚好封了一个月，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决定走了。”当时离开的政策，是自费在酒店隔离5天，每天的花费是100元，酒店环境极为简陋，但离开是他仅存的希望，他归心似箭。
柳现虽然回到了家乡，但留在东兴的，是积压在口岸商铺里价值十几万的库存，其中很多是保质期有限的越南食品。每每想到这些损失，他会彻夜难眠。
从最近一次东兴市全城核酸筛查数据推算，边境小城东兴，人口已不足7万人，这意味着，十几万外地人已陆续离开，但也有人无法离开。
萧萧很早就从湖南移民到东兴，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户口也落在了这里，东兴已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从事广告传媒行业18年，做事雷厉风行，也古道热肠。
这次疫情开始后，她第一批报名参加志愿者，“起初大家是一腔热血，希望赶紧让这个事情过去”。但当封锁无止尽地持续下去，她也感到自己的热情在一点点耗竭。
志愿者做着最辛苦、最累的活儿，承受着几乎日均一次的核酸——春天的东兴，白天的气温有时逼近30℃——裹着不透气的大白服。“就像把你牢牢捆住，每个人都动弹不得”。
因为封城当晚，她身在郊区，没能赶回城区的家，和丈夫被封在了两地。也因此，生活上相对城区自由一些，当她站在家中天台，还能看到远处的田野与山峦，也聊算“疫情中的一点安慰”。
萧萧其实是个乐观的人，在最悲伤的时刻，也会尽量调节自己的情绪。但她也遇到一些非常急迫的事情，与她不在一处封锁的父亲，因为肺癌手术，只剩下一个肺，每天需要吃靶向药维持生命，但在封锁中，药吃完了该怎么办？一家人感到一筹莫展。
在东兴，普通人的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场没有胜算的困局。在等来解封之前，每一个人都在苦熬时间。
绥芬河自今年的1月25日以来，封城已经断续持续了快三个月的时间，快递、药店、医院门诊全线停滞。对于2002年出生的市民小方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生活的不便，而是她失去了睡眠。
她有复杂的精神类疾病史，焦虑症和失眠症反复发作，她所需要的镇定剂和安眠药都面临断药的风险。“处境很为难，但是大家又普遍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症，所以找不到任何开药的途径。”
她开始节约地吃药，从每天的服用到两天一服再到三天一服，最后实在是吃完了，失眠困住了她。“最严重的一次，四天三夜没有合过眼，困得快要背过气儿去了，但就是不能睡。那种感觉太痛苦了，人长期不睡觉，真的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长期的失眠同时诱发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多病的她一直就这么挺着，直到最近几天，城市开始部分地复工复产，她才开到了药。
小方是绥芬河本地人，因为身体原因，她选择了成为一位自由职业的设计师，可以远程办公，她留在了家乡这座黑龙江小城里。她说，这座城市人口不过十万有余，人人都是熟人，社交简单，生活方便，空气一直很好，是她心里的安全区。比起大城市，她更喜欢这里。
这里是边境城市，与俄罗斯接壤，1999年，这里设立了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小方的童年记忆里，绥芬河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俄罗斯人，中小学也设有俄语课程。“一半以上的市民，家里多少会做点卖俄货的小生意。”
贸易繁荣的背景下，绥芬河虽小，一直显得颇有生机。城中有俄货一条街，售卖最受欢迎的俄式巧克力和饼干。
2021年以来，这座边境城市在输入性病例前显得尤其脆弱。到了今年，断断续续几度封城，快递发不出也收不到。俄货一条街自疫情以来，已经倒闭了大半。
我们试着打通了几通俄货商店的店主电话，得到的反馈是无一例外的“这个不好做，店已经收了”或是“我已经不在绥芬河了”。一位大姐无奈又真诚地说，“店早就不开啦，你想买什么，我想办法帮你发一些。”
小方一直认为自己相比起这些要靠贸易为生的市民来说，算是“非常幸运的”。她家里囤货还算丰富，父母工作相对稳定，属于这座城市里受到影响较小的一批人。但即使如此，她也感觉到每一个家人都在封城里受困。
她母亲在学校工作。疫情发生的三年里，绥芬河市的中小学生几乎没有再重返过校园，所有的教学都在网课上完成——即使这座小城里的很多老师曾连电脑都不会用，大家努力维持对教学质量的要求。
母亲于是变得很忙，日常都要半夜两三点才能睡。老师们除了网课教学，还要去做核酸。绥芬河市封城的日子里，一度每天都需要全民核酸，医疗资源明显不足，所以核酸是需要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来完成的。
还有她的表姐，一位一线的志愿者，工作艰辛一言难尽。忙碌的时候连续工作14天，接触了密接之后以“14+7”的政策隔离。隔离的后七天，她住在没有装修好的家，既没有吃的、也没有通暖气，那是在边境严寒的冬天。
“我不知道她怎么捱过了这十四天，她实在是非常坚强的人。”隔离结束后，表姐直接又回到一线工作。
“这几个月，每个人情绪都非常不好，我经常和爸妈吵架，也时常听到楼上楼下吵闹的声音传过来。”
她曾经非常喜欢小城市彼此之间的亲厚，亲人朋友都住得很近，互相交流、照顾很方便。现在，她却看到一种连续性的痛苦。
不断有小道消息在传播，“几天后就解封”的信息给人希望，又不断破灭。
在这座藏不住消息的小城市，她常常听说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冲突。
其间，绥芬河曾经短暂解封过三天，那三天里，小方看到许多人像“逃离丧尸病毒一样地”逃离了绥芬河。而就在那三天后，绥芬河又重新进入了封城状态。
相比起大城市如上海，疫情的相关信息还能被关注到，绥芬河这座老龄化严重的小城，鲜有声音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即使偶尔有，也很快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她觉得，这座深感其痛的城市，几乎已经被遗忘了。
这次，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当地的高三学生林林。高中三年，她仅有高一第一学期是在学校度过的，其他时间都在家里上网课。现在她在家备考，高考的志愿未定，但她已经想好，“我要离开这里”。
她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是夕阳西下的学校，文案是“还是和大家在一起开心”。她是很乐观的人，和同学在那短暂的一学期里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说，她能一定程度上理解封控的措施，但是对于缺位的高中三年，她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绥芬河、瑞丽和东兴之外，还有更多这样的小城，正在承受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压力。据不完全统计，3月下旬至今，全国至少有20多个城市陆续封城。
在这次上海疫情中，一条记录了很多无法忘却的时刻，为苦痛与温情，作微小的留存。上海之外，我们也希望这些被围困于疫情与封锁的小城，被看见、被记得。它们需要鼓励，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