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中国夏天有多热？曾因气温太高撤了市长

古代夏天有多热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当时，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天津：“苦热,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

西周时期“七月流火”

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开始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

对这一解释，不少饱学之士曾有异议。有人认为，《七月》所写所记的是当时的农时农事，对四季变化与飞鸟、动物的关系很敏感。如“七月鸣，八月载绩”，，即伯劳鸟，每年6月21日前后的夏至时节开始出现、鸣叫，冬至去，古人称此鸟为“司至之鸟”。所以，三国时魏国儒学大师王肃谈及《七月》一诗时称：“蝉及皆以五月始鸣，今云七月，共义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肃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实为“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现代人用来形容天气炎热，也曾引发颇多质疑。2005年7月12日，中国台湾新党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校长纪宝成在致辞时便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纪宝成的致词旋即遭到炮轰，称人大校长“没文化”。质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火”为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气渐退，天气转凉”。

据考，把“火”理解为“大火星”，最早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汉书·律历志》中的学术观点，此后便被持“大火星说”者据为经典。其实，班固的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因为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的原意可能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而且《诗经》中的诗歌采自民间，如果说创作者那时就知道“大火星”一说，并无证据。因此“七月流火”在《诗经》中的原意未必是说“天气转凉”，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气炎热”。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气转凉之意，也侧面说明西周时期的夏天非常炎热，不然诗人怎么会有天气转凉、气温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

气候学家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其他三个总是交替出现。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热，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清乾隆八年

“京师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铅锡销化”

然而，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兹录几条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同治《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民国《高邑县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乾隆《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乾隆《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

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唐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