疥疮疤痕怎么办

饥饿年代：三餐南瓜小米饭，有肉吃还能下馆子

抗日战争中前期，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清苦。1940年2月底，音乐家马可一行刚从国统区到延安，就深有体会了：“到这里来后，一直是吃‘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米和面在我们简直成了珍品。”

作家陈学昭刚来到延安时，发现自己暂住的一个机关，一天吃三餐，早饭是干的，午饭是稀的，晚饭是干的，所以晚饭的时间很早，三点就吃了，但是“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

延安基本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1944年的标准是：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斤3两米，军队每人1斤8两米。高级干部每人每月肉4斤，普通干部减半。想过超过这个标准的生活，就必须实行生产自给。

实际上，当时延安所有机关和个人、家庭的生活，都靠两部分来维持，一部分是供给制，一部分就是单位和个人的生产自给。

时值抗战最困难时期，国民党和日军都加大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封锁，陕北老百姓的生产习惯和干旱的天气，也加剧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困难。于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席卷所有根据地。

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延安的人们始终葆有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再难以下咽的食物，在这里都被男男女女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共合作饭”、“列宁饼干”、“三八汤”……

可精神不能总是当饭吃。刚到延安的马可就赶上了1940年的春耕大生产。延安对这些大都市来的“艺术人”采取了劳动礼遇，只安排半天生产，而陕北公学、抗大的师生都是劳动一整天。

“每人扛着锄头，走上‘前方’……大家都兴奋得毫不迟疑地开始把锄头一下地掘到地里去。泥土翻开来，溅着我们全身，我们就真像一个农民似的直着眼笑起来。”然后，他们每天都等着劳动“战报”的刊出，“争看谁坐了‘飞机’，谁坐了‘乌龟’。”

在那样一种饥饿威胁下，在工人劳模赵占魁和农民劳模吴满有、南泥湾天天占据根据地媒体显要位置和大会小会的鼓噪中，没有人愿意在大生产劳动中拉下。

拉下就意味着忍饥挨饿，拉下就意味着落后，甚至还要挨批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生存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命题，也是最大的政治。

当时延安的机关每天上班11个小时，7个小时工作，2个小时劳动，2个小时学习。工厂至少得上班10个小时。种地、纺纱、捻毛线，所有人至少都得选一样。

从国统区来延安访问的新民晚报记者赵超构看到，时在边区文协任负责人的作家丁玲，就在窑洞中摆了一架纺车，洞门口还种了菜，她每天可纺纱2两，每月收入合法币700元，作为零钱来改善生活。

种地纺纱捻毛线，延安军民至少得选一样

可是开荒种粮的努力并未完全得到老天的眷顾。

5月25日，延安周围山上已有不少红花绿草点缀，地里呢，“麦子已经生了穗，可是连地皮还未盖住，有的甚至二三寸就生了穗。大家戏呼之为早熟的小老头……这对于‘土地’简直是一种侮辱”。

因为天气干旱，到了七月，“延安各机关、学校都没有什么菜吃，一连几天，女大都是小米就盐吃，黄黄的一桶，白白的一碗，少汤无水，煞是苦也”。有些刚生产的妇女因吃不下这种饭，已经缺奶了。

马可这时也因手中没钱，单位津贴停发，“几日来常常挨饿”，不是愁中饭没着落，就是担心晚饭在哪里，只要碰到有人请客，必定放开肚皮大吃一通，“吃得大饱特饱”。

刚在这年8月来到延安的作家萧军这时也注意到，妻子王德芬把“干瘪”的乳房塞进孩子的嘴中哺乳。其时，王德芬还很年轻，如果不是物资匮乏营养缺乏，乳房怎么会“干瘪”呢？

讲起来，在延安饮食和营养最有保障的还是那些保育院的儿童，平均每人每天有一颗鸡蛋，每月有20斤麦子、2斤肉和1斤油。再苦不能苦孩子，延安做得不错。当然，部分要归功于宋美龄。

成年人也有打牙祭的机会。延安虽然实行供给制，但还是保留有市场，不大的城里竟有300多家商铺，铁匠铺占了50多家，每天丁丁当当，市场也有鲜肉铺、卖水果和烟酒的。

抗战时期，延安还保留有市场

猪肉、牛肉、羊肉不时能买到。猪肉不是最贵的，反倒猪油还比猪肉贵，时不时能买到鸡。陈学昭初到延安，就买过街上的新鲜肉，5角钱一斤。饭馆也有一些，只要有边币，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以去吃一顿。

不过，那时延安城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满街黄沙，没有树，马粪、牛粪、驴粪遍地。让赵超构和陈学昭印象深刻的是，巨大的黑头或红头苍蝇成群结队，嗡地起飞，又嗡地落在人们的身上、头上，还有肉上面。

边区疥疮流行，旅馆跳蚤横行，这是当时全国普遍流行的“时症”。在鲁艺学习的马可就深受疥疮之苦，连她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难难脸上也留下了一道难以消除的疥疮疤痕。

还有一种白色的小蚊子，咬人之后奇痒无比，一个月之后还会流水。丁玲、陈学昭在延安初次见面，就曾互相展示被这种虫子咬过手臂之后的“成果”。这也是那时延安人见面的共同话语之一。

毛泽东、萧军、丁玲和陈学昭等在延安

边区人用边币进行交易。边币来自于津贴和工余干活挣来的钱，主要是用来调剂改善生活的。法币在此不能流通，但边区有银行负责收进，兑换比例为1：8.5。吸收法币主要是为购买根据地以外的物资。

延安有聚餐、抽烟、喝酒的自由。最贵的烟，要数曙光牌。在延安，抽烟喝酒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也有不少。丁玲抽烟就很猛，“烟抽得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

丁玲喝酒也不遑多让，赵超构见识过，而她私下喝酒最多的酒伴还是萧军。两人经常一起喝得大醉，边喝边发牢骚。大概是为了顾全丁玲的面子，萧军在自己的日记中称丁玲为T。

西北菜社、青年食堂、合作社、醉仙楼等馆子，是延安人工作劳动一周之后最想去、最惦念的地方，或一人或三五成群，独食、蹭饭抑或搅伙，饥饿年代，对肉的想像和渴望，就像解放了的饥饿的牢人一样。

匮乏的物资生活，丰满的精神空间和信仰

虽然抗战时期延安的物资生活匮乏，但这里精神生活丰富饱满，四海八荒追求进步的人士络绎不绝地“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据赵超构观察，1940年代的延安，“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了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

边区的重要场合依然挂着马恩列斯的像，但在边区如果动不动言必“称希腊”，是要被人笑话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打倒洋教条已成为那时根据地人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思想武器。

在赵超构看来，1940年代，在延安“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如恋爱问题，也有一种开会决议过的恋爱观”。

根据地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空气。这种紧张一方面源于“生产运动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进过渡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去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计划的严格。

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计划，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每年也在报上宣布他们的生产计划，不识字的乡农，也有劳动英模替其拟订生产计划。

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赶不上计划的被批评，加油超过的被鼓励。人类的好胜心和劳动力的利用，在延安达到了极点，使外界初来乍到的人怀疑，延安人除了忙，还有什么生活。

延安的各种会议非常多，尤其是政治报告与政治学习频密，一年到头应接不暇，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

如杨松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联共党史，洛甫讲“目前中国文坛的缺点”，艾思奇讲“艺术与哲学的问题”，有些人听得津津有味，偶尔也有睡觉或逃课的，要么嫌讲的时间太长，要么不感兴趣。

这只是延安生活的一方面，延安的另一面是活泼乐观。

延安的精神文化娱乐生活一点也不单调。这里不是文化荒漠，有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还有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边区师范和卫校，甚至还有自然科学研究院。

各个层次追求进步的人，都有机会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洗礼、进行文化学习和实际技能操作。

培养高级军政人才的抗大

这里有各种社团组织，戏剧、音乐、秧歌、电影、美术、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毛泽东就很喜欢观看平剧、京剧，看到会心处，常会于人群中“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

毛泽东享受与民同乐，他抽烟喝酒，穿衣不扣领扣，平易近人，也善于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那种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使他的讲话、著作幽默风趣、生动形象，深受根据地民众欢迎。

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与延安农民交谈

跳舞，在陪都重庆因为乌烟瘴气、屡禁不止，蒋介石还处分过几位官员。

而在延安，跳舞是个很健康的活动。延安有个文化俱乐部，里面的舞厅陈设，壁炉、纱灯、地毯、沙发、留声机一应俱全，完全不像西北的一个荒凉所在，来跳舞的多为学生，也有工人和干部。

中央领导也不时来跳舞。周恩来的舞姿众所周知，其实哲学家艾思奇也不输于周恩来，“他是周末舞会上最受欢迎的人”，“据说他的舞技是全延安第一位的”。

音乐会是时时有处处有，几乎逢会必演《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这歌子里蕴藏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它最适于展示、宣泻根据地军民和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和强大阵势。

延安军民演唱《黄河大合唱》

延安也经常放电影。1940年5、6两个月，延安就放了5部片子，《工人马克西姆》、《一九一八年的列宁》、《农民暴动》、《未来战争》和《十三勇士》，且多是有声电影，放映的效果不比西安的三等座差。

电影极大地解了根据地军民的渴，不过也有美中不足，放映机容易坏，加之电力不足，往往只能看到银幕上一个个黑影晃来晃去，或者看到半途马达就坏了，等了好几个小时也修不好，只能让人扫兴而归。

抗战时期延安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始终贯穿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主张、政策和成就，揭露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

赵超构以他名记者挑剔的眼光认为，这种功利性的宣传有“给予他们的工作人员以精神上之安定，而发生了意志集中行动统一的力量”。

延安弥漫着自由婚恋的空气

延安的女性形象，跟国统区和沦陷区是两种分野。赵超构刚进入延安时，就被来迎接的人警告，“太太”这个词在延安不时兴，叫女性时最好叫名字，不要叫太太，否则可能会招人白眼。

赵超构发现，延安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性在服装上与男人差别很少。

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延安女性

这一点，陈学昭也有同感，她刚进延安城时，穿得比较都市化时尚化，结果被几个小伙子发现吹了轻薄的口哨。赵超构还发现，延安的大都市来的女同志，好胜心普遍超过男的，性格比较倔强。

而工农出身的女党员，思想行为普遍比普通人激进。

这些人都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讨论党国大事和工作劳动上的事情，比男人还认真。她们一般不愿谈起自己的婚恋，更不会轻易谈论修饰、服装、时髦等问题。

而且，延安的女共产党员一般要求恋人或丈夫也必须是党员，嫁给非共产党员的女党员在延安少之又少。

陈学昭以她女性的敏锐发现，延安的男女婚恋简单直接，“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躁，十分激烈”，往往是双方像谈工作一样，告诉对方自己的优缺点，再问对方一句，你喜不喜欢我，就直接结婚了，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没有什么充分了解。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高效，但也容易埋下离婚率高的隐患，甚至发生过黄克功拿枪逼婚杀人之类的悲剧。

电影《黄克功案件》剧照

婚后的延安女性，大都忙于工作，把家庭生活一简再简，有孩子的，就把孩子寄养在保育院或学校里。夫妻两地分居的，延安流行“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上，妻子接丈夫，丈夫接妻子。

对延安的新女性，洛甫曾在延安女大号召她们不过30岁不嫁，而蔡畅的丈夫李富春曾在三八妇女节上提出过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标准：贤母、良妻、孝女。可事实是，当时延安的许多已婚女性连烧菜都不会。

赵超构就曾要延安交际处的一位女性帮着烧几个菜，结果她的丈夫自豪地说，她只会烧白开水。赵超构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结果人家回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弄得赵超构哑口无言。

女性在延安的地位非常高，她们的工资与男性一样，婚姻有婚姻法的保护。延安的婚姻法保护非婚生子的合法权益，规定女性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即使要离，也只能在女方产后一年，还规定，男方如果游手好闲，女方也可以提出离婚。

总之，延安的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