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收音机(现在人们抱着手机玩，还记得你们

提起小时候我与收音机的缘分，还真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家居山村。小时的故乡，贫穷偏远，吃饱饭都是奢望，那里有条件天天听收音机？村里有收音机的只有一两户人家。陪伴乡亲们的是有线广播。

这有线广播还不是家家都安得起的。打我记事起，我就羡慕村里安了有线广播的人家。一根铁丝从村外一直连到他家窑洞天窗里。播音时，手一摸那铁丝麻麻的，却打不痛人。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村里有收音机的姜叔家送给我家一只旧广播，并给我们安装接线。姜叔和我家一样，在生产队都是独姓独户。因为他父亲在西安的剧社里工作，他又是独子，家境好点，他常去省城，就见多识广。当时时兴的东西他家都有。像飞鸽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他也是村里电工，还会自己鼓捣制做收音机和有线广播。这有线广播是黑色的厚纸做成碗状，碗底赘一个铜线圈，播音时会发出“吱吱”声。讲究的人家会给外面装一个方形的木头匣子，如同现在的东西进行礼盒式包装，又好看声音效果又好听。

县广播站每天三次播音。第一次是早上六点开始，《东方红》的乐声会唤醒睡梦中的我。我应该去上学，却还要赖在炕上听一会女广播员预告节目。接下去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本省新闻。那时许多新闻最先是从广播里得知的。中午也是一个小时节目，除过转播中央和省台新闻，还有本县一档新闻节目。每晚那次广播结束时总要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然后黑漆漆的窑洞就静得针掉地上都听得见。每个星期天中午会延长一个小时播出时间，而且一定放的是秦腔戏。镇上那大喇叭声传得老远，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有那秦腔的陪伴，就觉得生活多了滋味。这有线广播算是对没有休息日的农人过星期天的一种优待，一种奖赏。我们都盼着每个星期天早早到来，不去学校，还能美美听一回秦腔，享受过节般的快乐。尽管广播里总是翻来复去播放的是那几个样板戏，但好像没有听烦的时候，那时放那出秦腔戏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秦腔听。

我家有收音机的历史，还是有次父亲从工作的县里回来休假，借来姜叔家的收音机。黑色的，红灯牌。记得他一直拿在手里调台，旋转那按钮，能听到好多台。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我趁父亲外出，偷偷打开收音机，竟听到一位女播音员嗲声嗲气，慢腾腾地在呼叫什么人，又播报一连串数字，我听老师说过，这是台湾的敌台。当时偷听敌台是要抓去判刑的。我就赶紧换了台。又怕电池耗干了，没有听到什么新鲜好奇的内容就关掉了。父亲休假满，收音机又还给姜叔。

那时我就很羡慕有收音机的人家。觉得人家过的日子高人一等。一直到中学放暑假，我去县上父亲工作的单位玩。恰巧父亲借了同事的一个收音机，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大。他上班，我就打开听，听来听去总是省台播放的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节目。那陕北口音听不懂，加上那单调的木板声使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致。当时想的是，这收音机这么小，这播音员是怎么钻进去容身的？

一直到高中毕业，粉碎了“四人帮”，传统秦腔活跃起来，我对收音机的痴迷有增无减。记得一次路过镇兽医站。人家屋子收音机正播秦腔《三滴血》，我竟站在窗外听了半晚上。

后来我要上大学了，镇广播站一位玩伴告诉我，邻村大队部要便宜处理一部带播放唱片功能的收音机。我喜出望外，当即和他骑车赶去邻村，看到那带唱片的收播一体的收音机，爱不释手。说好价，由我的这位好友担保，先赊账，当时就带回家，谁知母亲说这20元是你父亲半月的工资，你马上要上学，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我听了两天，就悻悻地给人家送回去。

虽然我小时没有得到过心爱的收音机。但我爱它的情结一直存在。八十年代初，我一参加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和我各买了一只熊猫造型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也不是什么紧缺货，造型也很多了。我还买了台砖头一样的录音机，每天给我要好的一位同事录下电大的广播课，方便她下班再学习。因此差点成就一段情缘，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