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倾城之恋(对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的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句典型的张爱玲式深刻而又苍凉的语录，听起来略微有些夸张，但对于有足够阅历的人来说，却也是实情。张爱玲是堪破了世间人情冷暖的起伏变异的，写感情生活，在现代中国作家里，达到她那种深度的，没几个。当然，张爱玲是冷的。这冷，在她的文字里，就是冷眼的冷，而并不是无情的心冷。因为有了这旁观的冷眼，她才能把这感情世界看得如此通透，也正因为心不冷，才能将这种通透转化为饱满的文字。当然，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而是要把她的小说作为引子，探讨一下作为现实的一种，小说的戏剧化走向是常常会影响到现实中人的判断与抉择的，这其中有许多话题值得探讨。 　　 　　现实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小说世界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小说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说也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存在了，也就意味着要与同样存在的人与事发生某种关系，它的规律与现实世界的规律，有时候是相映成趣甚至相互碰撞的，有时则又毫无干系，各有各的归宿，不管怎么说，原因都不在写它的人那里，而是在读它的人那里。因为说到底，一个读者是不会从现实中创造出小说来的，但却完全有可能把小说中的情境套路搬到现实中。中国古时候的很多普通百姓是比较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这常常被后人所不屑，视之为天真的需要产生的俗套，并不符合艺术真实的需要。事实上也是这样，人们对喜剧的重视永远不如对悲剧的，因为喜剧的慰藉容易被忘却，而悲痛的记忆却是长久的。喜剧的圆满，从另外的角度看去无异于一种归零方式，而悲剧的残缺，则预示着某种情感的无法终结、永无宁日。中国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传统的，中国式的悲剧往往会在剧中设置造成悲剧事件的元凶，让人可以恨之、斥之、骂之、唾弃之，结局悲则悲矣，无可更改，但观众仍旧可以通过对恶的憎恨而获得另外的某种类似于自身向善式的精神满足。 　　 　　而西方自古希腊开始的悲剧传统常常是基于命运的捉弄，面对不可逆转的悲剧走向，人是无能为力的，除了面对、承受、理解，别无它法，毕竟恨斥或诅咒命运是毫无意义的，观众从中所能得到的，是对命运残酷的默认。所以中国人在认命的同时，喜欢认同轮回转世的说法，觉得遗憾有可能在下辈子补偿，而西方人则在认命的同时更喜欢寄托于宗教意义上的最后审判来解决此世的问题，并把最后的希望留给所谓的天堂。这两种非常世俗化的选择，似乎都来自于一种企图一劳永逸的颇为功利的思维，经过十九世纪中后期直到上个世纪这漫长的时段里似乎已被那些敢于直面残酷现实的伟大作家们消解得差不多干干净净了。但在普通读者或者观众那里，却并不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度你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那些设计精巧的煽情老套路在老百姓那里至今仍旧是屡试不爽。原因无它，只不过是普通人对情感宣泄与寄托的需要，要远远胜过对深刻的认识与理解的需要。面对情感的事件，人们更倾向于需要宣泄而不需要深刻。有需要，就会有影响。考查现实中的人们在感情上的抉择，我们常常会发现戏剧化情结的影响，而这里面的天真而又功利的心理与盲目精神，倒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们回到张爱玲那里，冷眼如她，有时候也会忍不住热心一下，比如在《十八春》里，她给了两位主人公团圆的结局，后来，作为作家的她自然不能满意这样的状态，重写那了那本书，变成了《半生缘》，结局也从大团圆变成了一个“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实际上，曼祯与世钧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还能再遇上，已属不易了，彼此的改变之大，也出乎彼此的预料，虽然那个情结还在心里搁着，但也没有心思再续前缘了。所以在张爱玲最初的思考里，似乎只有团圆才能解开这个结。这种变化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需要，也并不是她有可能意识到人会变感情自然也会变，而是揭示了这样的一种现实：曼祯的问题在于她把过去当成了理想状态，而回到过去当然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过去的完美感觉她宁愿不要大团圆的结局，从现实的意义上讲，她陷入的另外一个误区。当然这是曼祯的性格，也是她的命运。她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到了最后也还是错位的一种思维状态。如果再多解释一些的话，也可以说是感情是一种能量，它终有耗尽的时候。有情人不成眷属，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感情的能量耗尽了。再归结到一句老话上，就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没有人是时间的对手。受了这样的道理的启示，是不是芸芸众生们就会由此恍然彻悟了呢？什么样的感情生活才是理想的状态？是要戏剧化的过程，还是要团圆的结果？还是贪婪地想要二者兼顾呢？ 　　 　　在那篇不长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张爱玲给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一个糟糕的青春时代和失败的感情生活，却又转而给了他们一段有点刺激的恋爱过程和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对于这个团圆的结局，其实张爱玲自己倒并不是真的很踏实，所以她在结尾处特意这样写了一笔：“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她是想轻描淡写的一笔把这个故事说成是那些传奇中的一个特例。后来在写关于这篇小说的短文里，她进一步坚定地认为自己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同时又加了一道说词：“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健康的，竟然会与庸俗的构成了一对共存关系，似乎暗含另外的话头：不健康的，才是脱俗的。后面的那句话也更给了她自己一个台阶：他们也只能如此。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观点了。而真正体现张爱玲氏对人生的洞察力的，还要属后面的那一段文字：“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一个“有分寸”，三个字，几乎把人为了生活下来所采取的现实策略那一面活脱脱地剥露了出来。人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感情动物，可以看得明白，却未必做得明白。反过来说，如果都看明白也做明白了，这世间可能也就没什么戏剧性可言了。换个角度说，命运本身可能恰恰又是“没分寸”的。 　　 　　任何一个正当好年华的普通人，在看过那种极为煽情的爱情小说之后，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有一段同样轰轰烈烈的感情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哪怕只是个片断也是好的，哪怕从此之后就是嫁一个傻瓜或娶一个呆妞也是值得的了。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激情这东西恰恰是最难以保鲜的，如果不能智慧地转化为类似于亲情的感情，一番热闹的恋爱之后，就算给了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最后如果你不收了心去过和风细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就会有种难以平复的失落感追缠着你不放了。所以，对于现实中那些在感情上不知满足的人们来说，常常会是与甲戏剧化一番，再与乙大团圆收场，自以为是兼得了，其实是两不相干的。而那种健康些的，甚至庸俗些的，只能如此的专一的爱情，因为有着别样的幸福，常常不会他人所知了。《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是明白的，所以抓住了最后一线生机。而《半生缘》里的曼祯却始终都没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最后什么都没能抓在手中。那么，张爱玲自己的现实生活呢？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人，最终的结局却只能孤身一人悲凉地终老于遥远的美国。凡事最好要有始有终，恋爱最好要结果圆满，话是这么说，可是并不是谁有这样的智慧和运气。恋人之间，总归是要有彼此间深刻入骨的阅读和理解能力，然后才有可能会有那种理想的默契，仅有激情，是不可能持久的，顶多只能凑出一场半场俗套的悲欢离合式的戏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