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儒家，孔、孟、荀三位代表人物都曾经对“人性”有过自己的见解。

有趣的是，这三个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在表述方式上都有所差异，但最终的目的却是非常一致的。

但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被人“断章取义”，曲解了他们作品中的原意。

如果想要真正去了解孔、孟、荀关于“人性”的见解，那就必须去深入元典中细加分析，找到其语境以及目的，不能只看字面含义。

孔子：善恶无差别，唯“教”而已

孔子在其作品中，没有明确地讲“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但从其言论与行为的矛盾冲突来看。他对于“人性”的善恶有划分，但却是持共存的态度。

他认为，人性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

比如，他曾在《论语·颜渊》中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他明确地将人的“德性”分为君子与小人，这就是一种分化。

这里的“德”不是一个人的德性、品德，而是修养，更接近于成长环境下人们所生成的习惯。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在于子路的事迹上。

子路这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比较混。

《史记》中曾记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是说，子路这个家伙，年少的时候勇猛憨直，玩世不恭，非常喜欢搞恶作剧，佩戴鸡冠、猪尾，嘲讽欺凌读书人。

这样一个人，在世人的眼中肯定是一个不讨喜的存在了。

然而，孔子以“礼”教化，终于让他幡然悔悟，最后成了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

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孔子对于早期的子路明显是认为其“性”中有恶的成分，所以才会以“礼”去教化他。

这就说明，相比于对“人性”的划分，孔子更注重如何让人“向善”。

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在《论语·阳货》中，孔子为什么讲：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他并不是认为“人性”生来就是一张白纸，而是认为是“善”是“恶”都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后天的教育。

所以说，“人性”的相近不是指天生的“善恶”，而是指对于“人性”的处理方法。

即“有教无类”，都需要通过后天的培养来使其成材。

孟子：并非“性本善”，而是“性向善”

孟子的“人性观”历来被人误解极多。

很多人认为其坚持的是“性本善”，其实不然，孟子所真正提出的是“性本向善”。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孟子的“向善”更多的是说，人都有向善的心，虽然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人。

他通过一些生活的事例进行过论证：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他假设了一个场景，说人见到一个孩子马上要掉入井中了是什么反应？所有人都会有惊惧、着急、恻隐的感受。

那么，这些感受是如何来的呢？是因为认识这个孩子的父母？还是想要通过这种表现来在其他人中博取名声？亦或者是仅仅因为对孩子声音的厌恶？

显然，这些都不是，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那么，这就说明了“人性”中“向善”要比“向恶”的成分更多一点。

这样一来，他便提出了关于国君如何治理百姓的方略。他认为，要对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多加引导，这样就能让“性善”或者“性恶”的人都向“善”的方向靠拢。

从实际来看，孟子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他也极力推崇“教育”的作用，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来释放人性的“善”，规避人性中“恶”的成分。

所不同的是，孔子是致力于在民间推广教育，站在老师的角度上来对具体的人加以引导；而孟子是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教授治国的方略。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在基层发挥具体功用，一个在高层指导布局。

这种思想后来被一些人解释成了“性本善”，抹去了“向善”的含义，直接认定为是对于“人性”地判断，是一种误读。

荀子：人性虽“恶”，但可节制

荀子在当时儒家体系中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从他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到，其思想很多都与孔孟相背离。

关于“人性”的论断，荀子很明确地提出过：人性本恶。

有趣的是，他也和孟子一样，从人的天性出发，也截取了一些生活中的案例。

在《荀子·荣辱》中，他说：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他举出来的都是人的天性，比如饿了就要吃饭，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要休息等等，说明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不得不说，人性“好逸恶劳”，这在当下都非常普遍，荀子选取的角度非常有力。

这就对孟子“向善”的观念发起了冲击。

既然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会本能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然后才会去考虑其他人的感受，那怎么还能说人性“向善”的呢？

由此来看，“人性本恶”才是真理。

但是，荀子既然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当然不是简单地为了论证“人性善恶”这样没有实际效用的观念，而是进而提出了如何利用人的这一天性来为社会做贡献。

荀子认为，那些被人称颂的圣人为什么要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克制自己内省的“恶”，将“善”展现出来，所以才会被人所尊崇、信服。

这就是其在《性恶》一文中指出：

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从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荀子之所以要提出“性本恶”的思想，其实也是为了找到遏制人性之“恶”的理由而已。

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和孔孟是一样的，需要“教育”。

但需要看到，孔孟荀三人针对“人性”的教育是有差别的。

孔子“教育”的方法是针对个人的人，“因材施教”，为其量身打造一套为人处世的标准，使其在某一方面更为突出，比如子路的勇敢。

孟子“教育”的方法是针对国家层面的人民，以上化下，为这个社会制造出“义”和“利”的对立感，并鼓励人们“趋义”“避利”，形成的是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义利观”。

荀子的“教育”的方法是针对上下两层社会的所有人，他为其制定“礼”的范畴，规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与法家逐渐合流的趋势。荀子不仅在“人性论”上与法家趋同，在“教育理念”上更是如出一辙，法家叫做“律法”，儒家叫做“礼制”。

相对于法家而言，荀子的手段更为温和，因为是在道德层面上，通过温吞的教育手段潜移默化，引导沟通，形成社会认可的道德标准，这才是提出“人性本恶”的目的所在。

综上：

孔子、孟子、荀子三人，前两者都是没有明确“人性善恶”的区分的，更多地倾向是认为两者并存，但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加以引导；

荀子的论断更直接一点，但最终的目的和孔孟一样，都是落在了对“教育”这一手段的践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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