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必有一战(李鸿章在甲午前二十年就已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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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甲午战争的问题问海研会就对了，陈悦来解答。

早在甲午战争20年前，即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之后，李鸿章、沈葆桢乃至于清政府内的很多政治大佬，其实都产生了海防忧患意识，而且感觉到日本的威胁，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曾经表达过“日本为中国永久大害”“日本是肘腋之患”的判断，而清王朝也从1875年后开始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海防建设。

既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准备，为什么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对日本的野心和日本扩张性国策没有深刻认识和警惕

虽然在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之后，清政府高层产生了警惕日本的声音，但是从慈禧太后到李鸿章以及一些督抚大员乃至军队和外交的一线官员，都没有能够深刻了解到日本已经把侵略当作了国策，即无论如何都将要发动侵略战争。

因为没有认识到日本明治政府这种野心，以至于李鸿章、总理衙门办理对日外交时，多带有一种侥幸心理，即认为可以通过威吓、怀柔以及列强的调停来“羁縻”日本。1885年北洋舰队随着铁甲舰“定远”“镇远”回国，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使得清王朝高层产生了一种对日本高枕无忧的麻痹心理。

事实上直到1894年7月25日日本在朝鲜海域攻击了中国舰船后，中方的很多人仍然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几乎不可能减弱的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二、“御倭派”或“海防派”在清政府决策层中式微

1874年后，主张巩固海防的政治人物，在地方主要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在中央则主要倚仗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从政治派别来说，实际上海防建设是后党（即拥戴慈禧太后的政治势力）支持下的产物。

然而1879年沈葆桢突然病故，使得地方上的海防派实力大损，事实上沈葆桢之后的历任南洋大臣在海防建设上都畏手畏脚，更不用提在政策、资金上对北洋海防施以援助。

而在中央高层，1891年初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突然去世，慈禧丧失了重要的政治盟友和支柱，李鸿章丧失了直接的倚靠。也就是这一年开始，保守派对海防建设开始了从经费等层面的“约束”。而帝党、后党的斗争，也暂时以后党偃旗息鼓告一段落，海防、海军建设也从此时陷入停顿。

三、海防建设战略上的“海重陆轻”问题。

清末的海防建设，事实上同时包括海上舰队和陆上军队两个方面。

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筹建北洋海防后，事实上在早期主要的精力花费在编练海防陆军上，在天津周边地区精练盛军、直隶练军等部，构筑天津新城等屯驻地。

然而从1870年代末开始，北洋海防的经费和精力倾向于海军的建设。新式陆军因为得不到国家财力和政策的支持，同时也是李鸿章等主政者对中国陆军的能力有过高的估计，对日本陆军的水平有过低的判断，以至于在海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优先于北洋海军建设，而陆军只保持了有限的规模。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后，陆军不给力，实际上是战局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