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韵之离骚的上一句(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

确实是这样，本人也有同感。历史赋予文学性，难免不会偏离其客观存在的真实性。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典范，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事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的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功臣权贵的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言行的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的《史记》是以记录史实为根本，但他写的文笔简洁，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所以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不仅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有力依据，同时也在文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对于后代文学的人物形象以及性格描写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所以鲁迅先生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们的说话习惯，侧重点往往都在后半句。我想鲁迅先生也不例外，他这句话的重点就是“无韵之离骚”。先生提示后人把《史记》当成文学作品读会更好，当然也绝不能忽略它的史实根本性。

至于，《史记》有没有因为其文学性的存在，而给后人呈现一些偏离的史实呢？这好像是一个题外话。其实不然，正是有了一些史实的偏离，才会使“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了侧重点。

从积极的方面说，《史记》的文笔往往饱含感情，它对仁人志士的记载与评论足以令千年之后的读者扼腕叹息。

但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正因为司马迁在著文的过程中寄托了过分强烈的爱憎，使得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可能偏离相对客观的立场。

我们先看一下司马迁的简历。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表面上看来，司马迁真的是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勇于直谏的忠良之臣。他的史书真实性应该很高，不会有什么个人主观因素在里面，也不会去粉饰历朝的统治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他的确不会故意写统治者的好话，那是因为他悲惨的个人经历，使他对统治者，内心充满了怨恨和不满。所以他笔下对统治者的描述，难免苛刻一些。相反，对和他有着相同悲惨经历的人，产生同情和共鸣，从而笔下留情，一味地褒奖他们。

下面试举几例，以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并不是那么的客观公正。

受汉武帝残害而迁怒于秦始皇和刘邦

秦始皇，首位完成了华夏大一统的始皇帝，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为大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作了个榜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伟大的王者。而司马迁在书中却把秦始皇写成了一个暴君形象，反而对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予歌颂。

汉高祖刘邦平民出身，文不能书，武不能战，“智不比张良、勇不如韩信、才不敌萧何”。但他善用人才，周围聚集了那么多安邦定国的良才。利用秦末暴乱之机，灭秦建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刘邦，从一个小小的沛县泗水亭长，逆袭成开国黄帝，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可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把刘邦写成了一个地痞流氓、无赖的形象。

还有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多年，中央集权达到了巅峰。他通过武力征伐的方法将汉帝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奠定了今天大中国版图的基础，并且狠狠打击了北方的匈奴。汉武大帝刘彻配得上千古一帝的称号了吧。可司马迁呢，却着重描写刘彻大修宫殿，滥用民力，对其雄才大略、丰功伟业却轻描淡写。

对和自己一样倒霉、失败的项羽和李广却格外的青睐。

司马迁用大笔墨写项羽死前的悲壮。为了把他写成一个悲剧英雄，而对项羽的残暴，屠城，残杀百姓，活埋秦军战俘等卑劣行径，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李广一辈子没能封侯，最后自杀，实在是倒霉透顶。李陵是李广的长孙。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这诸多的因素导致司马迁一定要特意的美化飞将军李广。就连大名鼎鼎的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名将，在史记里的戏份也没有一个李广重。

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投入的个人感情太多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要告诉后人《史记》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