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21岁时担任了农村党支部书记。可在这之前我是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的。

这个问题要首先从我回农村说起。由于我是农民的儿子，那时的农村，除了参军外，没有什么可以“跳农门”的。所以我立志要在农村做一名合格的农民。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全靠母亲把我抚养成人。那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当好农民，报孝母亲。

我每天日出日落，和大人们一样出工劳动。一个月30天我一天都不休息。任劳任怨的向农民学习劳动技能（比如耕田、撒种等技术活我都认认真真跟老农民学习）。尽管我个子小，但一样和大人们一起挑谷，背麦子等重活。可能是过于老实的缘故吧，我的任劳任怨、勤勤肯肯被当时的公社领导看到了。他们找我谈心，要我担任大队的民兵连长（那里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民兵连长在当时的大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家里有好多各式各样的枪）。我便同意了。期间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随后，我又先后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会计等职。还培养我入党。

我所在的大队（现在改成村），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但是，相比其他村，还算比较好的。大队有自己的企业（造火纸、小型电站、粮食加工厂等），但是农业由于“拖大班”，粮食始终不够吃。加上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认字。所以大队面貌很难改变。

在我任职大队副职时，我的工作得到 了上级领导的肯定。由于支部书记年事已高，加上没有文化。这时公社领导就来做我的工作。要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深知，如果一旦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日后“跳农门”是肯定没指望了。所以不管公社领导如何做我的工作。我就是不肯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工作，我始终不表态，而且是千方百计的躲避公社领导来我家。这件事我母亲看在眼里。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亲自登门来做我的工作，我却从后门跑了。公社党委书记听说我是孝子，就跟我母亲说，要好好做我的思想工作。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把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父亲死得早，你能有今天，全托党的福。公社领导这么器重你，要你当大队书记，你没有理由推辞。还给我讲了一大堆理由。母亲那肯定的神色，让我感觉到，不答应肯定是不行了。于是在公社领导和老大队书记再次来到我家时，我不得不表态。从此，我在21岁时，成为了当时宜昌县最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在大队其他成员的配合下，我发挥年轻气盛、敢冲敢拼的劲头，把大队管理得有条有理。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推广杂交苞谷种植。共5个小队。其他4个队都支持推广杂交苞谷。可就是有一个队长不种。我情急之下搬来公社领导，对他进行开导。最终说服了他，全大队率先在全公社推广杂交苞谷。那一年，大队苞谷大丰收。后来再推广回笼苕炕等技术，全大队就好统一多了。所以我们大队就慢慢成为了全公社和全区（太平溪区）的典型。我个人每年都被评为全区回乡知识青年标兵。

接受新生事物上我一直走在全公社的前面。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区的“红人”。也就有了后来顺理成章的走上公务员的道路的机会和条件。

在这件事上，我深深体会到，只要听党的话，只要跟党走，就是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