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乾隆在位期间有多大的功绩，都掩盖不了他的弊政，文字狱可以说是弊政中的大端。

郭成康、林铁钧先生所作的《清朝文字狱》一书中，载列了142起，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最高纪录。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分布疏密不均，乾隆四十至五十年间最密，为高峰期，此后峰势陡然跌落，主宰者由狂热变为厌倦。

臣民因文字致祸的原因大约有五种：其一，表露反清排满的情绪和意念；其二，字句“僭妄”或犯讳；其三，发泄个人怨愤怒甚至谤议时政；其四，编造“妖言”，煽惑人心；其五，炫才表忠，邀恩请赏。

上述一至四可以理解，第五条就有点难以理解了，表忠心怎么会遭遇文字狱呢？我来试举一列：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原籍直隶平山县，流寓山西介休的穷书生王肇基，乘皇太后生辰之机向汾州府同知衙门投献祝寿诗与联。据档案记载，诗联虽然字句鄙俗，尚有颂圣之意，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中称王肇基所附《叙后》“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 王肇基当即被捕后，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谤讪？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

话说得明明白白，办案大吏阿思哈却当作“呓语”，上奏说王肇基“类似疯颠”。经过一再审讯、奏请，乾隆传谕将王肇基“立毙杖下”，其母、妻押回直隶原籍交地方官安插。

文字狱的恶劣影响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有的是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是关心皇家。”

由于乾隆时期严厉的文字狱，民间相互揭发告密，往往以细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先生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正是乾隆时期文人心态的一个真实的共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