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背后有什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某些字眼和材料的筛选来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包括直书和曲笔两种。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直书现象虽屡遭君主专制的摧残，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的是一种正直敢言、不避强御的实录精神。
所谓“春秋笔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是孔子首创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有时一字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材料的筛选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就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再如，同样是杀人，又有“杀、弑、诛、戮”等不同字眼：“杀”可指杀有罪之人，也可指无罪之人；“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诛”主要用于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以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简单的言语就透露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是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曲笔就是史学家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曲笔的表现，或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曲笔纯粹受制于主观情感。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儒家思想对曲笔网开一面，甚至大加提倡。这是儒家在“入世”的过程中，用伦理纲常观念迎合君主专制社会的结果。儒家在大力倡导直书的同时，也承认了讳饰的合理性。这造成了儒家史学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以至公至正的秉笔直书约束口含天宪的皇权政治，“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上范司谏书》）；又以合乎名教的曲笔讳饰迎合君主政治，“为尊者讳”。一般认为，儒家祖师孔子在修史中具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讳饰观念，即曲笔思想。作为十三经之一的《春秋》，儒家后学坚信是孔子所作，他们认为里面包含着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和为亲者讳的微言大义。这种为了现实政治伦理的需要而在修史中进行讳饰的现象，为后世儒家史臣在修史中曲笔讳饰奠定了思想基础。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这里要克服的不是来自权贵的干扰，而是作者自己的好恶和爱憎。
简而言之，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如果两者有冲突，要按当时的礼法标准来写。
实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直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本文重点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以《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为例，具体了解“直书”这一笔法。
《晋灵公不君》选自《左传・宣公二年》。文章写晋灵公搜刮民财，残酷暴虐，最终被臣下杀死，赞扬了赵盾的敢于直谏、忠于国事和董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精神。孔子在《春秋》里写道“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按《春秋》的义例，凡是被杀的国君称名，是因为国君无道，这里称晋灵公夷皋的名，就是直书晋灵公无道。而在《左传》中称其为“晋灵公”，“灵”是他的谥号，谥法称“乱而不损曰灵”，此为无道君隐讳的说法。前面提到过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在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据实书写。
题目中“不君”即不实行君道，直接贬斥晋灵公无道。文章里又记叙了四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体现他的“不君”：“厚敛以雕墙”，即重敛赋税来粉饰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即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以取乐）；“宰夫熊蹯不熟，杀之，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即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杀了厨师，（把尸体肢解了）放在篓中，让女人们拿着走过朝堂；忠臣赵盾多次进谏，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屡次想杀掉赵盾。作者通过据实书写晋灵公不君的史实，批判了他的贪婪、荒唐、残暴，完全不实行君道。
与之相对，作者又通过记述历史事实，展现了一个忠于臣道的赵盾的形象：赵盾身为臣子，他对晋灵公“不君”的行为直言敢谏，尽了忠君之职。赵盾在职守上是做到了宵衣旰食，他盛服待朝，“不忘恭敬”。从赵盾对待饿坏了的灵辄来看，又做到了养民惠民。赵盾的确是按臣道而行的一个良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左传》在记叙历史时，充分尊重历史真相，据实书写。而且通过选用典型史料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看法。
另一方面，当客观历史真相与当时的礼法相矛盾的时候，按当时的礼法标准秉笔直书。
晋灵公昏庸无道，最终被自己的女婿、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死于桃园。但是，晋国的太史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他逃亡，却没有逃出国境。按照当时的礼法，臣下逃离了国境，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就可以不承担效忠君主的责任了。第二，他回来后没有声讨赵穿。赵穿是赵盾的族人，晋灵公的女婿，按照礼法，赵穿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作为正卿，返回国都后应该立刻声讨赵穿，但据《左传》记载他没有。客观事实虽然是赵穿杀死了晋灵公，但在董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应该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也是合乎礼法标准的。
以上就是《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春秋笔法“直书”的特点，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以具体的事例来体现“直书”的内涵。
历史典故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晚年的孔子回到鲁国，整理文献，著述《春秋》，在编写《春秋》，记述历史时，孔子把自己的褒贬意见，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他们觉得《春秋》连一个字都难以改动。
但是孔子在表达褒贬之意时，行文中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主观看法。
比如，吴国、越国的国君自己胆大称王，而孔子在《春秋》里却把他们贬称为“子”;践土之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唤周天子去的，但孔子在《春秋》里却为周天子粉饰，说“天子到河阳去打猎”。
后世学者们将孔子的这种行文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或称“微言大义”，比喻文笔曲折隐晦却又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
孔子编撰《春秋》，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寓褒贬于行文之 中，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如《春秋》经文“隐公元年”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揭示 了《春秋》此语隐藏的深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 奔，难之也。”《左传》指出，段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 争，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之为“克”;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讽刺他有失教诲(事情的发展是庄公蓄意安排的)。《春秋》这样记载 就表达出了庄公的本心;不说“出奔”，是由于史官下笔有为难之 处。
这表明《春秋》以否定的态度对待郑伯、共叔段兄弟相争。又如，《春秋》经文“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左传》指出，《春秋》记载冬天在防地筑城这件事，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打算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农活完了以 后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春秋》肯定对在冬天修筑防 城这件事持肯定态度。《左传》成公十四年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 传》指出，《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
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这是对孔子春秋笔法的一个很好 的说明。“褒若华衮之荣，贬如斧钺之严”是春秋笔法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