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真的要崩盘了

         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号称欧洲最活跃的的证券交易市场之一，交易量仅次于伦敦。而且，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费用在欧洲发达国家里最为低廉。但按照前几年数据，整个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是八百多家，大多数“隐形冠军”和很有实力的中小企业都没有上市。相比之下，同期日本有3700家上市公司。

德国中小企业有几个特点：企业寿命长，几百年老字号很多，普遍地处偏远，很多在小乡镇里，最重要的特点是很少上市。

德国中小企业为何不热衷上市？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家族企业属性。前几年数据显示，德国的350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8%，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家族企业。德国的家族企业百强，平均寿命已超过90岁。以德国人的耐性，他们更希望企业传承下去，所以不会盲目扩张，股市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就不高。

不上市、不热衷于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守旧。据欧洲专利局统计，德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数量庞大的德国家族企业，普遍会拿出相当比例的利润用于研发。同时，德国政府构建了庞大的中小企业扶植体系，除了信贷优惠与税收减免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部门，给中小企业提供各种国内外市场信息咨询和补贴。

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明显高于美国和英国。

如果再往深一层探讨，德国对制造业的坚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通胀的恐惧。

一战后，德国因为要支付巨额赔款，一度选择印钱，使得货币急剧贬值。德国马克最大面值一度由1万飙升到10万亿的天文数字。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德国人的基因，使得之后的德国对通胀极为警惕，不会尝试“开闸放水”之类的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坚持在人力资源、技术和制度等供给端进行投入。

说到对通胀的恐惧，如今的德国似乎又要面对恐惧。德国联邦统计局几天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意外躲过了经济衰退。此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德国三季度GDP将环比萎缩0.2%。但与此同时，德国10月通胀率或将超过10.4%。

通胀率上涨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经济学家表示，德国通胀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这令欧洲央行面临继续加息的压力。

基于现状，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前几天通过电视直播向德国民众发表讲话，呼吁德国民众为更艰难的日子做好准备，并表示德国“有能力克服危机”，强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德国总理朔尔茨也率领相当高端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西门子、巴斯夫和大众汽车等德企的高管，他也是三年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首脑。这次访华在德国国内存在较大争议，多个政府部门和议员团体表示反对，尤其是经济部和外交部一直鼓吹减少“对华依赖”，但朔尔茨仍然力排众议。

有人认为，朔尔茨访华是因为德国经济要崩盘了，不依靠中国，德国就会完蛋。实际上，中德两国一直合作密切，这一点不假，未来继续紧密合作也是应有预期。但面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关系，动不动就认为别人要崩盘，不免自大愚蠢。德国经济的特性确实有缺陷，但作为过去几十年间世界上经济结构最为健康的国家之一，它有着无惧起落、穿越周期的底蕴，也值得中国学习。

德国前景艰难，但未至于黯淡，毕竟财大气粗

每个国家都会遭遇经济波动，目前的德国就是如此。物价快速增长的状态下，人们发现钱越来越不好用了。

从直接原因来看，德国乃至欧洲工业已经习惯俄罗斯所提供的廉价天然气，即使冷战时期也没有间断。但俄乌冲突后，西方制裁俄罗斯，也导致能源价格高涨。但无论俄乌冲突还是新冠疫情，其实都不是德国经济面临问题的主要原因，只能说是助推器。2019年，德国工业已经有所下滑。2018年和2019年，德国GDP增速都仅仅在1%左右，去年的反弹力度也不及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是欧元区的边缘国家。

今年第二季度，德国GDP下滑了0.04%，而同期法国增长了0.5%，意大利增长了1%，西班牙增长了1.1%。此外，德国在今年5月的国际贸易中出现了30年来第一次逆差，且逆差金额高达10亿欧元。

此前就有人预测今年的经济数据，认为欧洲除了俄罗斯外，其他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表现都会优于德国，德国甚至会是唯一下降的欧元区国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德国毫无疑问是压力最大的。

但若说德国会崩溃，显然低估了德国经济模式的韧性。

首先，“财大气粗”的德国，在欧盟内部是特殊存在，经常做一些其他国家做不了的事情。针对前段时间的天然气威胁，德国启动了两千亿欧元的预备资金，即经济稳定基金，用于限制天然气价格。换言之，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差价由政府承担，这个政策会延续到2024年4月。

两千亿欧元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希腊一年的GDP总量，是斯洛伐克GDP总量的两倍，立陶宛的三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即使是德国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前三轮社会救济总额也不到一千亿。对于德国人和德国企业来说，德国政府的这个超级大手笔，当然可以稳定民心和市场信心。

但德国的做法也让许多欧盟国家（尤其是意大利）非常不满，认为每逢危机，德国就掏钱援助自己国民和企业。有欧盟官员认为德国此举“令人憎恶”，法国媒体认为这对德国市场参与者来说是大利好，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赫尔曼指责德国“正在摧毁欧洲共同市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大骂“这是人吃人的行为”。

有人可能会说，德国自己掏钱给自己人用，关其他欧盟国家啥事？原因很简单，一是其他国家压根做不到，二是它会导致欧盟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其他国家没有政府“撑腰”的企业，根本竞争不过动不动就发钱补贴的德国企业，面对危机，德国企业可能撑过去了，别国企业只能倒闭，当然，也有可能被德国企业收购。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次数越来越多，德国一家独大的优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其实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比如说在欧元问世后，德国经常账户立刻从逆差转为顺差。欧盟成立不久后，德国出口额度流向欧盟其他国家的占比已经达到近60%。可以说，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吃够了红利。

除了财大气粗肯掏腰包之外，德国更大的倚仗是“莱茵模式”。所谓“莱茵模式”，是19世纪末德国发展出的稳定的新型社会生产体系，其基本原则是促进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其经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产融协调的金融体制，双元制教育体系与劳资共决制度。

莱茵模式到底是个什么模式

说起经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日本模式”和“莱茵模式”都很著名，此外，亚洲新兴市场的新型经济模式也在这几十年间为世界所关注。

“莱茵模式”是前西德在二战后探索出的道路，主旨是兼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与公平，二者不可偏废。它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破除各种障碍，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同时也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维护市场秩序，并通过税制改革等扶植中小企业，培养市场主体。

这种模式也决定了德国在财政政策上的稳健，财政平衡和债务健康一直是最重要的财政原则，也因此形成了“德国信誉”。

经济学家欧根为代表的的弗莱堡学派，是为二战后西德经济体系奠基的关键人物。欧根对自由的定义是“无权力依附关系”，自由受法律保障，而非公权力干涉。他痛恨纳粹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摧残，希望重建法律秩序保障自由与竞争。他去世前提出的一整套体系，包括保持币值的货币政策；保障私有产权制度；开放自由市场，废除一切行政干预的禁止和限制；保障订立契约的自由等。

其实，即使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比如在上世纪末，它就一度因为经济滑坡而被讥讽为“欧洲病夫”。当时的德国，劳动力成本增速远超生产力增速，制造业也面对亚洲低成本地区竞争，创新和高科技实力又无法匹敌美国，前景看起来十分黯淡。但近年来，即使周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德国仍能避开“大坑”，保持一枝独秀的态势。

有人曾总结过21世纪以来德国免于经济放缓、低迷和全面衰退，展现出韧性的原因，它们分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成熟，远景规划与踏实肯干，历史传统和创新意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作用，区域产业定位准确，重视制造业，还有民族自豪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实现了一个依托制造业的完美发展闭环：因为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中小企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并且成为本土经济的稳定器；技能专科教育和学徒制作为制造业的教育基础，提供了大量廉价熟手工人；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因地制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极大程度上缩小了地区经济差异和城乡经济差异……

德国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不到500人的中小企业，这些低调的德国中小企业，往往能在一些极其独特简单的细分领域排名世界前列乃至第一，也就是俗称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概念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它的定义是“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往往只服务于非常细分的市场，不为人们所熟知。

西蒙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 “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独占近半，有1307家，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业。它们普遍位于偏僻小村庄里，多数是家族企业。当地政府、银行会为其提供融资，当地学校会提供技术支持，当地民众则是世世代代的劳动力来源。

对于德国工人来说，终生雇佣制不仅仅是保障，也是造就德国制造的基础。

与终身雇佣制配合的是教育双轨制。我在《德国的细节》一书中曾经写道，作为高度发达国家的德国，高校录取率和毕业率都不高，居然有六成以上的应届学生没有就读大学。大量德国孩子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在这些技术学校里，理论与实践并重，从学习到实习，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承担。

德国普通技工的收入已在德国人均收入之上，如果是高级技工，收入可以倍增。当然，想转为高级技工，需要4-6年工作经验，还需要经过1000个小时再培训，以及专业技术、现代经济理论、法律基本常识和企业管理等四个方面的考试。

所以，人们无需追求所谓的高学历，也不会鄙薄工人身份。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雇主看重的并非学历高低，而是学历和专业与自身需求的契合，所以职业教育反而更受企业青睐。

相比大学，职业教育也更受年轻人青睐。如果一切顺利，一些人可以在26岁左右成为高级技工，同时因为此前几年作为普通技工的经验，有了一定经济积累。可如果选择读大学，以德国大学的严格学制，26岁恐怕还没毕业。

何况，职业教育出身者如果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也有许多便利条件。职业教育经历可以被记入大学学分，而且毕业后在欧盟范围求职也更具竞争力。

前几年有个数据，德国技术工人在同一家企业的平均上班时间达到33年，基本等于做到退休。许多企业的CEO都是技术工人出身，一步步走向高层，直至退休，他们的学历上都没有“大学”这一项。

这种模式并非完美，因为双元制教育固然存在更多可能性，但也导致基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失，难以应付新时代产业变化。

此外，因为模式成功，德国也呈现了“转向慢”的一面，比如作为老牌汽车大国，德国在燃油车领域是绝对的老大，但在电动车领域就开拓动力不足，以至于在新能源车的大潮中落后。

莱茵模式也需“配套”：廉价能源与中国市场

“莱茵模式”的成功并不仅仅依托于德国的“内功”，也基于德国战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开放包容的心态，是德国人成功的关键。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让德国制造业成为全球性工业。作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德国有1/4的岗位依赖出口，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有着全世界最昂贵的社会福利体系。福利好，就意味着人力成本高，所以“莱茵模式”要成功且可持续，就必须让产业遍地开花，在国外开拓，尤其是利用亚洲的人力成本和供应链。而在德国国内，移民也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冷战时期，德国接纳了大量来自东欧的优质人才，此后又接纳了大量土耳其难民，如今德国有400多万土耳其裔，这些都是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能源方面也是如此，石油、煤炭、天然气在德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达75%，对外依赖度达到60%。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一直被视为德国工业的基础之一，也是如今德国面对困境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以，从理性上来说，让德国放弃与中国的合作，起码在目前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今年9月，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集团巴斯夫集团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建厂。巴斯夫有关人士表示，中德之间合作上的空间要大于价值观上的分歧。此外，宝马公司宣布将停止在英国生产Mini电动汽车，并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工厂。德国租车公司Sixt则宣布将采购比亚迪10万辆电动车。

从数据来看，仅仅德国汽车行业就占了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三成，而在其他密集型制造行业，德国的占比也相当高。202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454亿欧元，同比增长15.1%，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结语

1972年，中德建交，迄今刚好半个世纪。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后一直对和平孜孜以求，尽量抛弃意识形态冲突，沟通不同世界的经贸往来，这也是德国得到世界尊重的关键因素。可以预期的是，中德合作不会停。

同时，德国自身经济的强大韧性，使得它是一个极好的合作伙伴。尽管暂时遭遇困境，但德国的未来仍然可期。

首先，过去一年时间，欧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恰恰也利于欧盟企业的出口，这一点对于出口规模最大的德国来说更为有利。

在能源方面，俄乌冲突对德国提出了警示，也印证了当年默克尔以环保为由叫停核能开发的短视。可以预见的是，德国必然会在能源方面走新路子，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德国企业自身的复原能力也值得称道，它们可不是第一次经历危机。而在研发领域，德国每年支出总计超千亿欧元。在专利数量方面，德国仅次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德国的技术能力都处于领先。双元制培训制度虽然遭遇了人口老龄化、年轻人选择更多元等挑战，但仍然有着培育大批优秀工人的惯性。而且，前几年的难民危机，当下的俄乌冲突，都为德国带来了大量新的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受益于长期以来稳健的金融政策，德国金融杠杆率明显低于美日英法等国，制造业现金流充足，住房价格相对稳定，房地产业从无泡沫。

拥有这一系列优势和机遇的德国，不可能遭遇什么“经济崩盘”。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国际伙伴之一，中国也绝不会希望德国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