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崩了

        欧洲经济最可靠的经济引擎—，正站在命运的岔路口上。

30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沦为欧元区的“洼地”。

曾经助力德国腾飞的经济根基如今都变得“摇摇欲坠”，更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将承受更深远的痛苦。

德国站上分岔路

5月德国出现了30年来的首次单月贸易逆差。在7月最新的经济展望中，欧盟将2022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1.4%，该增速落后于法国（2.4%）、意大利（2.9%）以及欧元区的平均水平（2.6%），经济火车头正逐步沦落为“洼地”。

事实上在大流行之前，德国经济就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GDP增速仅徘徊在1%附近。在疫情后的复苏阶段，其反弹力度（2021年GDP增速2.9%）也不及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是欧元区的边缘国家。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

德国经济靠什么？

一直以来出口和制造业便是德国经济的两大标签，为德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立下汗马功劳，这其中既有德国自身的努力，也有历史车轮的推动。

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撬动了德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为德国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化工、汽车、电气、机械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德国制造业的腾飞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给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分不开。

德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决定了其巨大的能源需求，传统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占德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达75%，但德国能源对外依赖度常年保持在60%，俄罗斯更是其“命门”，约54%的天然气、40%的煤炭、32%的石油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供应的低成本石油和天然气维持着德国工厂的运营。

图：长期以来受益于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欧洲进口天然气价格都要比亚洲便宜

数据来源：BP

1990年代德国面临失业率高企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推动了德国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包括重组联邦就业局、减少长期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叠加中东欧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德国工会的谈判力下降，压低了德国工人工资。

自90年代末开始，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滑，与欧洲其他发达经济体稳步抬升的工资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直到2015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法定最低工资。

有了廉价且充裕的能源和劳动力供给，加上自身的技术发展，德国工业保持了绝对的竞争力。

欧元区的建立和全球化则是让德国走上了从工业强国到出口强国的发展路径。

1999年德国经常账户赤字约占GDP的1.4%，而在欧元问世之后，德国经常账户立刻从逆差转为顺差，到2015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来到8.6%的高点，随后虽有回落但依然稳定在7%以上。

德国有59%的出口流向了欧盟成员国家，可以说德国能够确认其出口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欧元制度的建立和欧盟内部市场的形成。

德国作为核心国享受着统一货币的汇率优势，进行贸易扩张，边缘国则是依靠欧元区统一信用主体的背书，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进行债务扩张。

图：1999年欧元问世后，欧元区内部各国的收益率统一向德国收敛，无差别享有极低的资金成本

当然德国也乐于见到周边国家的“举债消费”，蓬勃的需求扩张给以德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带来了出口的高速增长，德国的贸易盈余变成了邻国的赤字，欧元区的整体繁荣实则德国一家的贸易“收割”。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机遇更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的出口高增长，德国作为出口导向经济体实现强者恒强，尽管期间发生多次产业转移，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使其仍保持全球出口份额的相对稳定。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膨胀也刺激了德国的出口。在经历了欧债危机之后德国与欧盟内部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于2012年回落至1.1%，德国与欧盟之外国家的贸易顺差占到GDP的近5%，德国的盈余来源从欧元区转移到美国和亚洲。

经济根基被动摇

过去德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仰仗于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欧元区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但如今这些根基正在被动摇；

俄乌冲突之后，德国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德国似乎忘了自己的工业立身之本在于俄罗斯廉价且稳定的能源输出。

图：欧洲主要经济体电价飙升

根据德国央行的预测，至2024年俄罗斯能源断供可能造成德国经济约4000亿欧元的损失，2022年对德国GDP增速影响可能达到2%。

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网站数据，对德国全国各行业和地区约3500家公司的初步评估结果显示，约32%的能源密集型公司被迫全部或部分减产。德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导致其经济在能源成本上升的环境下显得异常脆弱，这也导致德国内部产生了分歧。

疫情之后的供应链中断和逆全球化趋势也在给德国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和出口带来巨大的挑战，德国的支柱行业汽车，由于产业链上下游分布在全球，就在这场供应链乱局中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劳动力方面，根据德国联邦劳工部1月公布的法律草案，德国最低工资标准将于今年10月提高至每小时12欧元，意味着今年的最低工资将在去年基础上上涨25%，这一涨幅在欧元区国家中领先。

德国罢工曾在2015年达到顶峰，每1000名工人每年大约有28天罢工。自去年开始从机场、铁路到医院，罢工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工人的不满情绪正在累加，德国工会警告，将举行更多罢工以推动工资的上涨。

图：每1000名员工每年因罢工或停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数

令人担忧的是，德国长期仰仗的经济模式正在带来更深远的痛苦。

首先，对自身传统制造业的“自信”与依赖使得德国产业在向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掉了队。

作为老牌汽车大国，德国在传统燃油车技术上可谓“独领风骚”，也许是放不下内燃机时代攒下的优势，德国各大汽车厂商在能源转型初期将研发重点放在了燃油的节能减排上，在电动车电池领域的研发投资不足。

当欧洲各国开始以“胡萝卜+大棒”组合刺激电动车的发展时，德国的汽车制造业已经落后了。至少在电池这一关键环节的供应商，中日韩三国目前已经拔得头筹，德国车企的大象转身姗姗来迟，近两年才开始自建电池厂并完善相关产业链。

更尴尬的是，德国的能源战略正被逼入死胡同。

一直以来都相当注重环保和安全的德国先后宣布关闭燃煤发电厂和核电站，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但去年的能源危机给欧洲人上了惨痛的一课，可再生能源由于“靠天吃饭”未能在传统能源退出之时及时填补缺口，造成了能源供给错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如今手足无措的局面。

目前德国国内的制造业工厂都面临着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风险，不得不选择减产甚至停产，为了保证能源供应，能源独立只能被放弃，克服对单一能源供应商的进口依赖成为了优先事项，德国开始计划新建LNG接收站，不依靠俄罗斯的管道气，转而投向LNG，最终还是没能把能源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华尔街见闻VIP文章《欧元的诞生是场”错误”？》中曾提及，欧元区内部分化的风险屡现，很重要的原因是欧元区在设立之处就存在天然缺陷：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

尽管统一的货币为德国创造了良好的贸易条件，但德国的成功却也是欧元区债务困境的来源，边缘国的“不负责任”地扩张正在把整个欧元区拖下水。

上一次欧债危机之后，德国担任了救火队员的角色，虽然自己从贸易层面享受到统一货币和市场带来的好处，但也不得不在这一制度出现问题后扛起救助大旗。

只不过资金的救助无法能改变欧元区根源性的问题，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财政联盟使得危机时的政策协调难上加难，债务重组、财政整顿的过程走得异常艰辛，并且分化的风险也始终伴随欧元区左右。

这一次，德国自己深受能源危机之苦，其托底救助的能力自然不复当年，这也是为何在欧央行加息后，市场压根就不买账，“火车头”失速，欧元区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