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观感之一：德国淡定面对恐怖主义威胁

　在为数相当不少的中国民众的想象中，眼下的欧洲呈现的是一幅令人绝望的悲惨景象——债务危机、经济萧条、英国脱欧、难民潮以及恐怖主义压得这片苍老的旧大陆喘不过气来。

　　今年8月我有半个月时间在德国度假，感受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氛围。

　　我动身前往欧洲之前不久，德国在一周内发生了四起暴力袭击事件:

　　7月18日，一名17岁阿富汗裔男子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持斧袭击乘客，后被击毙；

　　7月22日，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一名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18岁男子枪杀9人后自尽；

　　7月24日下午，一名来自叙利亚的21岁难民在罗伊特林根市一处公交车站砍死一人、砍伤两人后被捕；

　　7月24日晚上，安斯巴赫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凶手在爆炸中身亡。

　　上述四桩暴力案件中有三起发生在德国南部毗邻奥地利的巴伐利亚州，亦即德国接收难民最集中的地区，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将它们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穆斯林难民联系起来。

　　我们进出德国的门户正是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我太太因此在临行前着实担心了一把。甚至几个在国外生活过的见多识广的朋友都提醒我们，尽量不要在人群集中的地方久留。

　　几乎不设防的透明社会

　　不过，到德国之后仅仅过了两三天，太太就把在国内时的惴惴不安抛到了九霄云外。

　　至少从表面上看，德国——还有整个欧盟境内——几乎就是一个全然不设防的透明社会。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我们自认为安全的中国的旅行者来说，德国社会内部的信任感以及德国民众对社会安全的放松情绪简直令人吃惊。

　　

　　全然不设防的德国火车站。（作者摄）

　　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别说地铁，坐火车都是既没有安检、也不检票。乘客自己在自动售票机上买或在网上订了票以后，自行到站上车，火车发动后才会有列车乘务员前来检票。一路上，我也没有看见火车站里安装了多少监控摄像头，或到处张贴了不准携带违禁物品的标识。

　　也许正因为上车没人检票，不懂德语的我们因此多次乘错车。好在态度虽然硬邦邦、但内心却乐于助人的德国乘务员大叔大婶们都没有为难我们。我们虽然在路途中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没有一次因为被责令补票而多花冤枉钱。

　　

　　露天森林音乐会。（作者摄）

　　在柏林，有天晚上我还抽空去市郊的奥林匹克公园一带听了一场露天的森林音乐会。因为那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当代世界一流的著名指挥家丹尼斯巴伦勃依姆，演奏的又是德国人家喻户晓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和理查德瓦格纳的名曲，因而观众座无虚席，我凭目测应该至少有五六千人。

　　那场音乐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安检，检票时安保人员只是随机翻看进场观众携带的体积比较大的包。

　　甚至柏林的联邦议会内外也没有太多严阵以待的安全警卫。德国联邦议会大厦每天都接受公开参观，参观者只需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预约参观时间，届时凭预约单据进场。

　　进入议会大厦的安检并不比机场安检更严格，通过安检后，工作人员引导参观者按指定路线到达指定的参观地点之后，参观者就可以随意走动拍照。中途我没有看见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没有人提醒参观者不得大声喧哗或不得喝饮料、吃东西之类……一切全凭自觉。

　　无论是在慕尼黑、汉堡还是柏林，我所看到的唯一布满摄像头、门口有警察站岗的戒备森严的地方，都是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与一路上目睹的轻松和善的德国氛围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差，我一个朋友后来开玩笑说：因为美国自己是“世界警察”嘛！

　　标签化的集体主义思维模式

　　

　　作者在德国，背景是德国联邦议会大厦。

　　关于上月发生的四起暴力袭击事件，我也特意询问了两位目前生活在德国的中学同学以及沿途零星交谈过的几位德国人。

　　虽然他们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

　　首先要详尽了解这四起案件的具体细节以及发动这些暴力袭击的嫌犯的个人精神倾向和动机，在官方的权威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不应该轻率地给它们贴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标签，更不能刻意夸大袭击者的穆斯林移民身份背景。

　　中国国内目前流行着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它认为西方社会已被伪善有害的“文化多元论”和“政治正确”所绑架，以至于软弱的政客和无奈的民众纷纷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对显而易见的威胁视而不见。

　　这种观点甚至在一贯鼓吹民主法治、开放多元的知识精英中也不乏拥趸，而在支持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人群中尤为吃香。

　　我并不期待用这篇文章去说服他们，但我想稍稍提醒他们一下：长期生活于价值一元的封闭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更容易本能地形成某种标签化的集体主义思维模式？相反，欧美民众长期生活在价值多元的开放社会里，他们面对风险和安全问题时会不会与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着重大差别？

　　

　　德国联邦总理府。（作者摄）

　　成长于东德体制下的现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出席慕尼黑枪击事件的吊唁仪式时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很难区分四次袭击的性质：这些犯罪到底是打着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旗子，还是被狂热、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所驱使。我们人类本能地想要让一切事物“有意义化”，寻找这些事件的动机。我们看到了几乎同时发生，但是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区分它们很难，很费脑筋。我们必须做区分，但也同时要承认我们有时无法知悉一切：我们正注视着无意义与破坏性的深渊。而这种想法的产生，挑战着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挑战着我们对自然秩序的理解。

　　你或许可以将它解读为一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悲观论调，但我认为，这可能更接近于我们身处这个世界中的真实境遇。

　　我的一位生活在亚琛的中学女同学曾说，有些灾难防不胜防、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它们找到一个终极责任者，并试图一劳永逸地百分之百避免，那么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