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曾滑入深渊？

沃格林的《希特勒与人》是对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透视，它的立足点不在于展示残酷的史实，而是聚焦于史实背后的问题：为何纳粹会在坐大，进而引起一系列诸如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具体说，沃格林在书中研究的是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德国获得统治权。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预防性措施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

 

《希特勒与德国人》是沃格林于1964年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的同名系列讲座的讲稿。这个讲座被认为“标志着沃格林在德国作为学术教授的工作最高成就”，它们是沃格林对于当时德国精神生活乃至政治文化中精神层面最详尽、最直言不讳的分析。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希特勒与德国人》是沃格林应用其政治理论分析德国政治现象的经典之作。

 

和许多有关纳粹的书籍不同，在《希特勒与德国人》一书里，我们不太能看到有关纳粹暴行历史细节的描述，希特勒的情况书里也甚少涉及(除非是讨论的文本有所涉及)。虽然探讨的是纳粹之罪，但是我们在很多书里看到过的纳粹血淋淋的罪恶，在这本书里相对少得多，只有沃格林引用的凯拉斯(通常译为克劳斯)的文本中有所描述：“一个被剃了头发的女孩被六个穿制服的人带着走出了栅栏，让她可以被众人吐口水。……她好几次倒下了，那些男人把她拎起来，有时候被提拎得很高，让站在远处的看客也能看到她。”在另一处：“一个犹太人在斯潘道桥上被痛揍一顿，是因为他没有向国旗致敬，而另一个犹太人在新弗里德里希街上被痛殴，则是因为他向国旗致敬，侮辱了德国的国格。”纳粹暴行在全书中被直接描述的大概就这两处，原本这些是很吸引眼球的———当然是以批判的名义，在相对简化的道德视角下。读到书最后作为附录收入的《德国大学与德国社会秩序：重新思考纳粹时代》，我们才充分了解沃格林这样处理的原因。在这次演讲中，沃格林区分了描述性的历史和批判性的历史，对于那些只是呈现事件血淋淋细节的描述性历史，沃格林嗤之以鼻，那些追求所谓客观性的历史知识在他看来无异于一个诡计，因为那些对真相不动感情的知识其实在其自身的愉悦中总是隐藏着“某种认可”。

 

也就是说，某种不偏不倚的中立的史观根本就不存在，你要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冷静甚至冷漠地陈述残酷的事实，而在那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极其懒惰乃至冷酷的“存在即合理”的观念；你要么投身到批判性历史之中，因为属于历史现实的还有精神，而在描述性历史中，精神往往作为批判性因素被排除出对事件的认知，“描写的客观性就成了对精神荒废状态的同情，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同谋”，那么对于这种描述性历史，沃格林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

 

《希特勒与德国人》是对德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透视，它的立足点不在于展示残酷的史实，而是聚焦于史实背后的问题：为何纳粹会在德国坐大，进而引起一系列诸如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如何避免将来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具体说，沃格林在书中研究的是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德国获得统治权。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预防性措施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应地，这个问题又比做一般性史实研究困难许多，因为德国人的精神症候总是潜藏于事实表象之下，而且对于原因的探究势必涉及到观念的复杂辨析，以及对于当时德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考察。这些都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然而挑战即是动力，最关键的是，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德国将可能重蹈覆辙惨剧将可能重演，这对像沃格林这样有道德良知的学者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面对的一个未来图景。如何批判性呈现德国人的精神症候就成为《希特勒与德国人》这本书的发力点。同时这本书也成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如何运用自己平生所学介入现实的一个绝佳范本，沃格林漂亮地演示了一个学者如何从简单的获得知识之愉悦这一较低的学术目标，跃升到如何去清理整个时代的精神废墟，重建其精神和理性的更高阶段，进而成为整个时代精神病症的诊断者和救助者。

 

问题是如何去呈现隐藏于德国人内心深处病态的精神症候？沃格林的办法是通过分析富有代表性的文本资料，这大概也是他可以动用的唯一方法了。《希特勒与德国人》整本书都立足于文本分析，乍看起来很像是文学里新批评派所擅长和热衷的文本细读，但是两者的目的显然不同，后者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对语句之美的阐释，沃格林则是通过对所选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呈现文本作者内心罪的萌动，他特别擅长剥掉层层套在文本之外的含糊其辞的隐晦外衣，将事物邪恶的本质赤裸裸呈现于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方法也避免了简单外露的道德义愤，通常这种声嘶力竭的声音总是和浅薄牵扯在一起。整本书层层深入环环紧扣的分析，一方面减少了沃格林道德感宣泄的通道，另一方面则将沃格林强烈的批判意识带入到语词的逻辑深处，换句话说就是这种道德感变得更深沉和感人了，而在强度方面也没有减弱。

 

一

 

沃格林开设“希特勒与德国人”这个系列讲座的直接原因是施朗事件的爆发。施朗是德国享有极高声誉的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他以“解剖独裁者”为题，尝试描绘出希特勒的形象，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明镜周刊》上，随即引起激烈争论，德国国会因为争论也举办了一个关于政治自由的论坛。沃格林在书中引用了几封意见相左的读者来信，以及有关那次论坛的报道，虽然有些意见貌似纠结，但是多少都有为希特勒辩护的色彩，比如：“在伍赫看来，谁选举了希特勒，谁就曾是一个糊涂的、疯狂的、被种族偏见蒙蔽的人。请您抵制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当时有更好的政权可以取代希特勒。”或者：“他(指施朗的批评者伍赫)显然没有想到，他把这个人放在如此之低的位置上，就必须在同样程度上否定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品质。国家社会社会主义者不只是几个朴素的工人。”对此，沃格林立即讥讽道，这是正确的判断，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整个德国中产阶级的堕落。而在论坛上，当人们只是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批评希特勒时，就已经引起抵制——— 大厅里发出嘘声。

 

与此相应，在当时针对纳粹罪犯的奥斯维辛审判和林堡安乐死审判中，也处处显露出战后德国对纳粹罪犯从轻发落的趋势，比如斥责在法庭上大呼纳粹党徒为“杀人犯”的受害人，而法本、克虏伯、西门子等公司都曾在奥斯维辛建过工厂，用来剥削那些将要被处死和焚烧掉的人，这些公司的高管战后也全部仍然是大公司的经理和监事人员。所有这些现象都被沃格林视为战后德国精神荒芜的征兆，是从疏远精神的罪出发，进而通过描述性的历史来消除过去的罪。

 

沃格林的潜台词则是，如果纳粹之罪得不到真正清算，甚或反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之同情，纳粹之恶就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卷土重来。沃格林指出的德国社会种种显示精神荒芜状态的迹象和征兆应该说还没到明目张胆的地步，它们或者是新闻报道里某个带有倾向性的措辞，或者是某封读者来信里负气的反诘，或者是某个学者著述里“关系从句都没有理顺”的含糊其辞，但所有这些总体上形成一种笼罩着战后德国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因为“在完整的意义上经历一个事件，意味着这个人理解所发生的事，而理解需要知识、思想水平、品格和智力”。

 

二

 

在第二章《开发诊断工具》中，以第一章引用的材料为基础，沃格林继续把分析引向深处，引向著名的“集体罪责”这个问题。沃格林指出，集体罪责意识后面隐藏着一个经验事实：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通过它的代表来运作的，当代表们不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的所有成员，包括那些跟代表们的罪行毫无关系的人，也要共同承受罪行的后果，不管他们有罪还是无罪。沃格林将全体德国人都纳入批评的行列，换句通俗的说法，全体德国人正是孕育纳粹这朵罪恶之花的土壤，有谁可以逃脱干系呢？随后沃格林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他认为黑格尔有关国家的套话———“国家是一种上升到普遍性的特别的自我意识中拥有这种实质性意志的。……这个终极目标拥有高于个体的最高权利，个体的最高职责是成为国家的成员”——— 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观察的有效屏障，人们总是把罪责推到国家身上，而不是推到那些具体操作的人身上，这显然是集体罪责之所以成为脱罪借口的深层原因。

 

从第三章《沉入施朗德的〈解剖独裁者〉的学术深渊》开始，在随后的四章中沃格林又进入他所擅长的文本分析，从学术、福音派教会、天主教教会、法律等四个方面阐述德国人所陷入的精神堕落和精神荒芜的困境。沃格林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全方位地呈现德国社会精神堕落的整个过程，它涉及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纳粹的同谋——— 教授、主教、法官、将军等等。沃格林在书中引用阿伦特在研究艾希曼审判时所说的话，把这层意思说得更加明了：没有哪一个德国组织是无罪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入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中，或是由于对这些罪行袖手旁观，不发一语，或是由于姑息绥靖，或是由于糟蹋语言，用跟现实毫无关联的套话，混淆法律和正义的概念，事实上是搅乱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在客观上掩护了凶手和暴行。

 

沃格林对于文本材料分析之深入和详尽，就像一位文学教授在讨论一首神秘的诗歌，当然和文学教授怀着欣赏愉快的心情不同，在沃格林分析的每一个字里行间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厌恶和轻蔑。这是《解剖独裁者》的第一句话：“《饭桌谈话》的内容闪光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可能穷尽。”对此，沃格林用了两大段数百字来分析，语气充满嘲讽，“这个导言通篇都是如此，里面没有一个得体的句子”。的确，从沃格林所引用的施朗书中材料看，《解剖独裁者》至少称得上是一本轻佻的书，在那些暧昧的字句间显然隐藏着对希特勒的某种欣赏的眼光，显露出德国知识界在认知方面的弱智和堕落。在材料的选择上，所有对纳粹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作家思想家完全在书中隐退，倒是纳粹总参谋部官员的回忆成为施朗观察的依据，对此，沃格林怒不可遏，他甚至忍不住从他擅长的冷静分析的语调中抽身出来，直接表达他的愤慨：“这是一个丑闻！而这个作者居然是德国大学里面的历史学教席教授，受到其专业同行的敬重！我并不认为，德国中间阶层是一个闹剧，一个致命的闹剧，一个血腥的闹剧，一个具有公共危险性的闹剧，但的确是一个闹剧。”

 

当然如此外露的抨击在《希特勒与德国人》中并不多，总的来说，掌控全书的是一种缜密又精细的分析。沃格林列举各式各样文字材料，从暧昧含混的言辞中条分缕析地勾画出与他同时代德国人集体堕落的肖像。他的批判锋芒如此犀利，不容任何带有瑕疵的研究对象蒙混过关。在谈到对纳粹的抵抗时，沃格林认为真正在精神意义上抵抗纳粹的人是极少的，他列出三个人的名字：在军队有贝克将军，在新教有年轻的柏林人朋霍费尔，在天主教有年轻的耶稣会士德尔普。而通常所谓的抵抗，只不过是因自己社会的、物质的或者组织的利益受到威胁而进行抵抗，不然就没有抵抗。在沃格林看来，这正反映出一种“残忍的无知、小市民的沉沦和思想上的懒散和凌乱”。德国,德国,德国,德国,培训，德国地图，德国论坛,德国,德国,德国护士

 

三

 

对纳粹的邪恶本质有极为清醒的判断和批判，但令沃格林悲愤的是，这些有见地的声音在德国根本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社会主流的声音也仍然是诸如施朗之流，在为希特勒和纳粹涂脂抹粉。为此，沃格林从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的西方政治观念史的研究中抬起头来，投身到对德国当时精神生活的剖析之中。在《德国大学与德国社会秩序：重新思考纳粹时代》一文中，沃格林对德国精神的迷失做了精彩的探讨，他指出造成这种迷失的最大原因在于以洪堡为代表的病态的教育理论。这种理论把放弃政治不仅变成臣民的责任，而且变成人的美德，认为一个人只有以这种放弃为代价，才能发展其个性和本质。这种倾向于自恋的教育理论最终造成精神的疏离，而“道德完美”则取代了生存性的追问，“完美”的理念取代了根基，“宗教观念”取代了信仰的现实，“理想”取代了神，如此等等。在沃格林看来，对这种病症的拯救，第一步就在于让人们意识到罪恶，并让这种形式向公共讨论开放，以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改变整个社会荒芜和麻木的精神气氛，为最终灵魂的拯救铺平道路。

 

 

从表面看，沃格林是典型的书斋型学者，多少年他都保持着每天工作十八小时的习惯直到暮年，同时每周消耗三盒雪茄。他的全集有三十四卷之多。沃格林的研究总是带有很强的现实诉求，他总是不忘强调观念和制度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历史经验会以微妙的方式显明自身，而《希特勒与德国人》则是这种思维一以贯之的结果而已。沃格林是书斋里的读书人，但是并不让人奇怪的是，正是他手中书里的那些极具深度和道德感的思想，让他奋起抗击纳粹的残暴和小市民明哲保身的世俗。另一方面，沃格林在纳粹暴政下的直接经验，也不断驱使他从书生向斗士的靠拢。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四本书，早早让他成为纳粹黑名单上的人物，当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立刻被盖世太保所跟踪，只是因为幸运，沃格林才得以逃脱纳粹的追捕。在沃格林的自传里对此惊险过程有过描述：“通过朋友，我们得以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从警察局拿到护照，包括出境——— 全都在一天之内。同一天傍晚，我带着两个包，踏上去苏黎世的列车，一路惊恐万状，生怕盖世太保最终查到我的行踪，并在边境逮捕我。”当然，一切有惊无险，沃格林随后开启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直到1958年才重回欧洲，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和政治科学研究所所长。除了较高的薪水，另一个原因则是：“让美国民主的精神在德国扎根。”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与德国人》一书没有辱没使命，是对纳粹残余思想最有力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