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大家的李善人
（一）
在河西区的琼州道和徽州道之间有一座花园——人民公园。当您来到公园正门就会看到这块高悬在公园正门上方的匾额，这四个黑底金字，气势豪放，是毛主席为我国公园的唯一题字。
人民公园前身是李家的“荣园”，为天津富商李春城所建，当时也称“李善人花园”，是天津现存最早最大的私人花园。李春城在华北一带开设钱庄、煤矿，是富甲一方的巨贾。
1950年，李家后人把花园捐献给了政府，经重新修葺后的荣园在 1951年7 月1日正式开放，并定名“人民公园”。
1954 年，时任人民公园管理所副主任，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委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镌刻于公园大门匾额。这是毛主席为中国公园的唯一提名，极为珍贵。当年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及那封写给章士钊先生的信如今已作为文物被妥善保存起来。
李家原籍为江苏昆山，大约在清初康熙年间迁到天津落户，住在北门里户部街，后迁到东门内二道街东头冰窖胡同。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就显赫一时的人物是李春城，也就是“李善人”的第一代。
李春城的父亲李文照，起先在别人的盐店做事，由于为人精明勤快，很快就成为商业场中的老手，积累了一些资财。在清道光初年，李文照自己开设了一家名为“瑞昌”的盐店。瑞昌盐店当时只是零星地销售津武口岸的官盐，顺便也夹带销售大量的私盐。家道逐渐丰裕，李文照开始全力培养自家的子弟，邀取功名，处心积虑地为儿子们争取出人头地的机会。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兄弟三人，他在李家本族行第排八。咸丰元年（1851）李文照为李春城捐了个州同知用，复叙为通判知州，后又捐纳员外郎，并于同治元年（1862）诠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李家从此开始了亦官亦商的发家之路。
咸丰初年，李家首先接办了河南许州（许昌）、滑县、临颍，河北涞水四地的盐引。工于心计的李春城，在接办四县引地时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的。他亲自对盐引的运输路线和引岸都做过了实地考察，把豫岸三县的盐都先运到道口镇（今滑县）落场，再分别选择最短途程运往许临二地，节约了大笔的运输费用。
同治年间，长江两岸战火纷飞，南方许多引岸无人经营，甚至有人“退引”，民间的食盐供应和朝廷的盐税课征成了大问题，朝廷为了让盐商们放手经营特颁布“先盐后课”的优惠政策，并规定销盐不受原定引额的限制。李春城将大批芦盐运销到襄城、方城等八县。之后又接办了“京引”四千二百七十引；直隶鸡泽、永年、曲周二万五千二百零九引；还有津武口岸一部分。李家还采取租赁、典当、代办以及与他人合办的形式，包揽了许多销盐口岸。每年李家所行销的盐引最高时达到十二万七千四百多引，每年得利六十多万两白银。不到二十年间，李春城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李春城的正室吴氏，平时好吃斋念佛，为了向别人显示她的“心慈”，并做“善事”经常买些活鱼、活鸟“放生”；遇到家中喜寿大事，待客的酒席上一律不上鸭子，说是不愿“杀生”。李家对天津以至各地的庙宇，更是大肆布施，广结善缘，每到冬季向贫困家庭施舍棉衣和小米粥。遇到各地逃难来津的灾民，也经常给与周济。李家在东南城角的草场菴开设一粥厂，专门为乞丐布施，人称“李善人粥厂”。
清末民初年间，天津有一位专在各大盐商富户走门串户的女艺人，人称“于瞎子”弹得一手好琵琶，曾把李善人家编入“天津八大家”的唱段里面。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
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
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清末年间，随着“高台阶华家”、“冰窖胡同李善人家”、“元隆孙家”、“乡祠卞家”等新富豪相继崛起，以及一些老家族的衰落，八大家族的位次和排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新老“八大家”的演变兴衰反映了近代天津经济社会的巨变。在封建社会，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在新老八大家族的演变历史上屡屡应验。
自李春城始，李家几代都是天津地方绅商的头面人物。李春城有子四人：长子李士铭、次子李士鉁（zhēn）、三子李士钰、四子李士锜。李士铭为光绪丙子举人，援例为户部候补郎中，云南司行走。宣统改元后，筹设立宪，李士铭在津与一些士绅创设宪政协议会，为议长，又为顺直咨议局议员。李士鉁与其长兄为同科举人，丁丑科连捷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转翰林院侍读学士、武英殿提调、国史馆篡修。光绪二十八年外放湖南乡试正考官。李士钰为国子监生、授郎中。李士锜为秀才，捐候选道。
咸丰三年（1853）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直逼京津，李春城与天津的另一个大盐商张锦文（别称“海张五”），募集大量银钱，成立了二十八民勇局。协助清军作战。咸丰十年（1860）李春城等又发起组织乡团，维持地方治安，被清廷赏戴花翎。李士铭、李士鉁也曾协助天津府衙设保甲局，立乡约十六处。
李宝缄（jiān）系李士铭长子，也就是李春城的长孙。尽管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功名。他却是清末民初李氏家族较为活跃的代表人物。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他与杨以德、王竹林、李子赫，设立“绅董办公处”经常周旋于中外人士之间，维持地方秩序。后官法部主政，曾任天津议事会议员、直隶省议会议员、天津总商会会动兼评议员、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高等顾问、直隶赈务坐办和国务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