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

   一

    艾森豪威尔时代相对和平与繁荣，但很多美国人担心国家陷入了停滞，急需注入活力。于是，民主党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F.肯尼迪的年轻的波士顿人。肯尼迪来自一个政治野心勃勃的显赫家族。他的父亲是饱受争议的约瑟夫•肯尼迪，既是一个成功的华尔街投机商人，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重要的金融靠山。作为驻英国大使，肯尼迪由于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以及公开对英国胜利的前景表示悲观，他在任期尚未结束时就被召回国内。

    1952年，约翰•F.肯尼迪进入了参议院，但这段国会生涯并没有显示今后他将成大器。

    1960年，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作为总统候选人，肯尼迪曾经承诺要带来变化，但他所承诺的变化并不都是积极的。上任后，他采取了强硬立场，批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容忍卡斯特罗占领古巴，任凭美苏之间产生危险的导弹差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森豪威尔清楚他造成的潜在的灾难性局面，并对自己传给继任者的末日战争机器感到懊悔。由于鹰派科学家和军事顾问的阻挠，他未能在离职前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对此他深感失望。有鉴于此，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警告称日渐强大和危险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兴起。然而，这一警告不仅与他素日的表现大相径庭，而且说明这种现象正是出于他自己亲手策划。

    这次演说是艾森豪威尔在任期间最著名的一次讲话，演说稿执笔者是总统的首席撰稿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马尔科姆•莫斯和一名退休的海军上尉、演说词撰稿人之一拉尔夫•威廉姆斯。1960年10月31日，两人会面讨论如何撰写这篇告别演说，并一致认为有必要揭露美国的“军国主义问题”。威廉姆斯在备忘录中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忧虑：

    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出现了一个长期以战争为基础的产业，不仅如此，一些年轻的军官在退役后也曾到这些以战争为基础的产业复合体中任职，不仅影响了它们的决策，而且为其指明了主要方向。危险之处在于，它让共产党一直指责我们的东西有可能演变成事实。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 “让军火贩子左右这个国家的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中，“军工复合体”一词不胫而走。这个词语出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前任负责人赫伯特•约克的建议。1971年，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工作时，约克告诉一位年轻的美国同事，称是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议在演说中加入这个词语的。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并立即拉响了警报：

    这种大型军事机构与大型军需产业的结合在美国前所未有。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每一个联邦政府办公室都能感受到它在经济、政治，甚至精神上的影响。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重大意义，因为这将涉及我们的工作、资源、生活以及社会结构本身。在各级政府的议会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这种可怕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意施加还是无意形成的，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组合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只有警惕和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以和平的手段让大型工业与军事机构为了和平的目的紧密配合，从而同时确保我们的安全与自由。

    二

    直到很久以后，大多数美国人才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也有一些人显然是例外。沃尔特•李普曼对艾森豪威尔与乔治•华盛顿的道别演说进行了敏锐的比较。华盛顿曾警告人们当心外国“对民间力量的威胁”，而艾森豪威尔警告人们当心国内的军事威胁。艾森豪威尔把华盛顿视作心目中的“英雄”。在《在悠闲时刻讲给朋友们的故事》一书中，艾森豪威尔坦承，华盛顿“在道别演说中所体现的优秀品质令我肃然起敬”。

    《纽约时报》的记者杰克•雷蒙德对军工复合体进行了整版分析，利用大量图表详细记录了美国浩大的国防开支，其总额占当年国家预算810亿美元的59%。他指出，五角大楼不仅耗费了联邦预算的一半，而且控制着价值320亿美元的房地产，包括军事基地和武器库等。雷蒙德还剖析了军事与工业是如何紧密结合做到这一点的。他说：“美国的穷兵黩武有损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在挥舞大棒的同时，美国似乎忘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箴言，那就是要‘语气温和’。”

    肯尼迪的心腹顾问和传记作家西奥多•索伦森说过的一段话令人深思。“我认为，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核战争。他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是一种疯狂的做法。我们对苏联说，如果你们胆敢在西柏林或其他地方越雷池一步，作为回应，我们就会用核武器将你们消灭。好像这样就能维护和平一样。”但是，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很少有观察家会相信，肯尼迪准备降低核战争的风险，或者新一届政府决不会助长美国的军国主义倾向。肯尼迪谴责艾森豪威尔 “情愿将财政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而当时苏联的导弹很快就会以“2或3比1”的优势超过美国。在选举活动中，肯尼迪承认，他不希望苏联“利用这种优势威胁或对美国发动打击”，但他决不会心存侥幸。肯尼迪呼吁增加国防开支，并且宣称“那些反对增加开支的人们无异于拿美国的生存冒险”。

    肯尼迪的就职仪式充满了象征意味。肯尼迪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就职演说，呼吁苏联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的危险破坏力量吞噬整个人类”。他欣然接受这一事实，即这一代人有机会“在最危险的时刻捍卫自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直面任何艰辛”。

    新一届政府开始从著名基金会、大型企业和华尔街投资银行中招贤纳士，少数自由派人士仅安排在一些次要的职位上。大卫•哈伯斯塔姆讥讽他们为“出类拔萃之辈”，并记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是如何与傲慢自大和对道德的严重无视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其代表人物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麦克乔治•邦迪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前者是第一个在耶鲁大学的三场入学考试中均获得满分的应试者，后者由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杰出的管理才能而大名鼎鼎。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为越南筹备物资召开的会议上，麦克纳马拉中途突然关闭投影仪，并准确地指出第869张幻灯片与7个小时前第11张幻灯片上的数据不符。作为肯尼迪的顾问，他们的才智从未受到过质疑，但他们的判断力却饱受诟病。曾经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担任驻印度大使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惋惜道：“外交政策仍然被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人们把持。我们清楚这些人一无所长，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共产党与反共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秘诀，而这个秘诀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其结果是，这种傲慢与无知的奇怪结合让新一届政府从一开始就在外交政策领域铸成了大错。

    肯尼迪开始着手实施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让中情局暗中在危地马拉训练一支由1500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入侵力量。最初，肯尼迪曾对这个方案表示怀疑，但艾伦•杜勒斯向他保证，这次入侵将激励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揭竿而起，推翻当局。内阁官员切斯特•鲍尔斯、小亚瑟•施莱辛格、理查德•古德温对这项方案严重质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尔布赖特力劝肯尼迪彻底放弃这项计划。但是，上任伊始的总统由于缺乏经验，不敢阻止艾森豪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行动。行动开始3天前，美国出动8架B-26轰炸机，摧毁了卡斯特罗的半数空中力量。入侵队伍乘坐7艘舰艇抵达猪湾，其中2艘属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但古巴军队轻而易举打败了这些入侵者，于是后者请求美国直接出兵支援。

    杜勒斯所说的民众揭竿而起并没有出现。邦迪、腊斯克和肯尼迪本人反复向中情局的官员表明，美国不会直接出兵支援。他们清楚，这次行动不仅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且有可能招致苏联对西柏林下手。4月18日午夜刚过，肯尼迪、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将军、海军参谋长阿利•伯克将军和中情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毕塞尔在白宫举行会议。伯克和毕塞尔花了3个小时试图说服肯尼迪派遣地面和空中部队进行支援。他们知道，这是取胜的唯一希望，并且希望肯尼迪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肯尼迪说：“他们确信我会做出让步，下达出兵的命令。”“但他们没有料到，”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后来写道，“总统宁愿看到这次行动功败垂成。”莱姆尼策也抨击说：“这种意外之举令人难以置信，应当受到人们的谴责，几乎就是一种罪行。”但肯尼迪毫不妥协，他后来向好友解释道：“我们不会只因为这个国家某些狂热的极端分子把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就陷入一场不负责任的行动。”这次行动共有140人丧生，1189人被俘，其中包括4名受雇于中情局的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飞行员。

    三

    人们很快开始对此事进行分析。《芝加哥论坛报》一语中的地指出：“‘入侵’古巴的主要后果就是让卡斯特罗的独裁政权变得比以往更加稳固，共产党开始在全世界趁火打劫，让美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华尔街日报》宣布：“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悲的困境中，它正受到全世界的憎恨，但我们怀疑，更加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软弱无能。这种无能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首都表现得尤为明显。”《纽约时报》也发出感慨称，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第一次受到威胁”，而古巴革命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范本”。

    美国的无能表现和错误判断令举世为之震惊。迪恩•艾奇逊从欧洲发回报告称，这次惨败“粉碎了欧洲人的希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人意料和不负责任的举动。欧洲国家对新一届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他们却令欧洲国家深深地失望了”。鲍尔斯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在古巴的惨败证明，即使肯尼迪再英明盖世和用心良苦，他也会因为缺乏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作出严重错误的决定。”鲍尔斯很快就被排挤出了国务院。肯尼迪为这次失败的入侵行动承担了责任，但发誓要不遗余力地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对于这场全新的日益加剧的斗争，我们决不能忽视其危险的本质。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南越，我们必须掌握这种新的观念、新的工具以及新的紧迫感，并与之开展斗争。古巴、老挝以及共产党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所发出的鼓噪之声，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我们必须将那种自鸣得意、耽于放纵和脆弱不堪的情绪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让我在此声明，作为美国总统，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无论要遭遇多少危险，我一定要确保我们制度的生存与胜利。

    猪湾事件虽然令人沮丧，但它对缺乏经验的新总统造成了深刻影响。肯尼迪开始对其军事顾问和情报官员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他对施莱辛格表示：“如果有人找到我对最低工资议案指手画脚，我会毫不犹豫地驳回他们的请求。但我也知道，这些情报官员们往往具备一些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秘密本领。”肯尼迪告诉记者本•布拉德利：“我要给我继任者的第一个忠告就是警惕那些将军们，不要认为他们是军人，其在军事问题上的意见就一定值得重视。”肯尼迪的这番言论似乎证明，他开始逐渐理解艾森豪威尔言犹在耳的警告。但是，要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他就必须作出重大改变。

    这次入侵失败后，肯尼迪决定重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群狗娘养的”和“中情局的那帮杂种”，并扬言要将“中情局碎尸万段，挫骨扬灰”。他任命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代替莱姆尼策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了安抚鹰派批评人士，他选择柯蒂斯•李梅作为空军参谋长，但这个决定后来让他追悔莫及。在中情局，他任命保守的共和党商人约翰•麦科恩取代了杜勒斯。肯尼迪还迫使副局长理查德•毕塞尔和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辞职。他替换了中情局所有特工及其在海外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此外，他还采取措施削减中情局的预算，预计到1966年将减少20%。

    肯尼迪委任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负责秘密行动的重大事项。由于重任在身，这位年轻的司法部长异常繁忙。在他的监督下，中情局3年内一共开展了163次重大秘密行动，仅比艾森豪威尔在8年任期内开展的秘密行动少7次。泰勒将军在上任前就猪湾事件开展了调查，以追寻这次行动失败的根源。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作证时表示：“民主国家不应发动战争。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通过法律授予总统特别权力。但美国人民认为，当紧急状态结束，临时赋予三军统帅的权利和权力将被收归各州、县和人民所有。”史密斯认为，由于中情局的无能，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秘密机构。他说：“现在是给旧瓶换个新盖子的时候了。”

    肯尼迪越来越不信任他的军事和情报顾问，因此断然拒绝了他们出兵老挝的主张，但艾森豪威尔曾警告说，这是打败老挝共产党的必要措施。肯尼迪告诉泰德•索伦森和小亚瑟•施莱辛格，如果不是因为猪湾事件，美国现在可能已经出兵老挝。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求肯尼迪首先考虑大举入侵，并且批准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战火烧到中国，即使这意味着要动用核武器也在所不惜。肯尼迪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选择了中立的解决方案，因此触犯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