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子公主下嫁

           日本美智子上皇后和雅子皇后都曾在深宫中患上抑郁症，决心下嫁平民、脱离皇籍的真子公主虽在经历四年抗争后终能与恋人成婚，但也因巨大舆论压力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为何日本皇室几十年如一日的压抑，却没有与时俱进地稍微放松枷锁？

当今年3月英国哈里王子与其妻梅根公开指责英国王室存在种族歧视时，英国王室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全球也掀起关于君主制存废的大辩论。不过，比起被指称为“公司”的英国王室，宛如囚笼的日本皇室显然更亟需检讨。

当日本宫内厅在10月1日宣布真子公主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消息时，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皇室实在发生过太多悲剧，这种悲剧不像戴安娜王妃车祸和梅根泪眼婆娑控诉那么石破天惊，而是漫长精神折磨中的日渐凋零，因此也更少引起国际关注。

接二连三的抑郁症患者

其中，美智子上皇后和雅子皇后的经历是类似的，两届平民王妃嫁入王室后与过去生活割裂开来，难以再见亲朋好友，而是被束缚在千百年来流传的繁文缛节之中，成了一尊挥手微笑的人偶。略有不同的是，美智子嫁入皇室时因仍处于“神国”信念浓厚的五十年代，遂因平民出身被婆婆和宫内厅女官百般挑剔，以致于一度患上失语症。

而婚前受西式教育、有外交官志向的雅子不仅因活泼天性被压抑，例如在宣布订婚的记者会上因发言比当时的德仁皇太子多出28秒而受严厉斥责，更是多年承受未有产子的压力。她2001年在多年试管尝试后终于成功受孕，却只诞下一女，让其心力交瘁。

直到五年后德仁之弟文仁亲王的妻子纪子王妃以40岁高龄拼死生下男嗣，保存了皇室香火后，雅子的生育负担才随之减轻，但她依然饱受心理疾病折磨，常常无法履行公务。澳大利亚记者希尔斯那本著名的《雅子妃：菊花王朝的囚徒》一书就细致描述了她是如何在深宫高墙内郁郁寡欢。

雅子皇后38岁时诞下唯一的女儿爱子公主，由于未有产子，她一直背负了巨大压力

虽然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因地位相对稍低，无需承受如此之大的压力，也能更多地与外界接触，例如她破例拒绝进入王室贵族名流普遍就读的“学习院”，自主选择了国际基督教大学，此后还曾赴英国。不过，在她2017年决定放弃皇籍、与出身平民的大学同学小室圭订婚后（日本《皇室典范》规定下嫁平民的女性皇室成员需放弃皇籍），由于媒体爆出小室圭母亲涉嫌骗取前男友财产的丑闻，皇室紧箍咒骤然收紧。

宫内厅以2019年即将举行皇位继承仪式为由，将原定婚期从2018年推迟至2020年，后又因疫情再次延期，文仁亲王和纪子王妃也曾多次隐晦表达担忧和反对，小室圭也为避风头前往美国攻读法律。

但真子公主始终坚持不让，甚至放弃了1.5亿日圆嫁妆且不公开举行婚礼，终于争取到在今年10月26日登记结婚手续，但她也因与皇室的漫长抗争和舆论压力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虽然即将逃出皇室囚笼，但仍将继续承受精神伤害。

被神性、民族主义、父权制所缚

为什么日本皇室会格外规矩森严且压抑人性？

这是因为，不同于英国王室的“吉祥物”式的符号意义，在日本神话中为“天照大神”血脉万世传承的日本皇室具有一定的神性，在众多信奉神道教的日本国民心中地位崇高。为维持这一神性，皇室成员每年需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各种古老的祭祀和仪式，例如每年有超过二十个大祭、每月三个旬祭以及每日的日供之仪，规矩之繁琐是现代皇室之最。

皇室成员甚至还要减少与平民接触，这也是平民出身的美智子上皇后和雅子皇后很难再见到亲朋好友的原因，例如雅子结婚前３年只见了父母五次，结婚第九年才首次回娘家探亲，由于没有自己的电话号码，与好友联系也无从谈起，像戴安娜王妃和梅根那样自由接受采访就更是天方夜谭，可以说是完全被锁在深宫之中。

此外，不同于同为宗教守护者的泰国国王及伊斯兰国家的精神领袖，美国制定的战后宪法严格限制日本皇室权力，他们因此也极度缺乏自主权，只能在宫内厅的强力束缚之下，成为供奉台上的人形偶像。从小在繁文缛节中长大的皇室成员或习以为常，但这对于平民出身的美智子和雅子的折磨就可想而知。

虽说裕仁天皇在二战战败后按美国要求发表了《人间宣言》，否定了自己的神格性，不再以“现人神”（即现身人间的神）自居，但在许多虔诚的神道教信徒心中，皇室仍具神圣性，在神道政治氛围浓厚的自民党内也是如此。例如日本议会的“神道政治联盟”就包含了前首相安倍晋三、前财相麻生太郎、现自民党总干事长甘利明等一众大老，另一前首相森喜朗2000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发言也是在该联盟恳谈会上做出。

可以说，民间信仰和政治压力束缚了日本皇室走下神坛、更多展现人性的可能性，在真子公主和小室圭的婚事上，认为小室圭的糟糕名声和真子的执著下嫁玷污了皇室荣誉的舆论，和自民党通过宫内厅这一政府机构施加的种种阻挠，都体现了这点。

日本皇室神道教色彩仍然浓厚

而神性远非唯一的枷锁。日本皇室同时还承担诸多重要蕴含，例如它象征大和民族的高度同质化和自豪感，也是父权体系的一个模版，对于极端右翼来说更能唤起对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的怀念。

众所周知，在日本19世纪中被美国黑船来袭打开国门之后，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从日本历史而非西方外来思想中找到了精神力量，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将失势多个世纪的皇室作为精神图腾破除了封建幕府体制，建立起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迅速动员全国力量实行工业化提升国力之时，也建构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同时维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阶梯。

在明治维新思想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水户藩儒学者会泽正志斋就指出，天皇是“天照大神”（也即太阳神）的后裔，日本也因处于日出之处而比其他国家更为尊贵。且天皇万世一系，不似中国王朝几近更替易姓，更证明天皇血统纯正，天地长存。而天皇以忠、孝建国，因此人人需遵守君臣之义和父子之孝。

当然，这种民族优越感和愚忠最后极化成为军国主义酿下大祸，在普罗大众心中也早已显著减淡，不过，皇室象征的民族同质化以及父权结构依然保留下来，并为保守派政客所信仰和利用。

例如，安倍、麻生等政客常说“除了这个国家，没有其他国家以一种语言、一个民族和一个王朝持续了2000年那么久”（这也是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依旧排斥的原因），以此说明民族同质化的例外主义和骄傲感。就连立场开明、欢迎的前行政改革相河野太郎在早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也不得不采取类似说法。

再如，皇位“传男不传女”的父权结构也有利于保守政客压抑性别平权运动，试想一下，一旦有女性天皇继位，必然会激化“夫妇别姓”等一系列女性运动，进一步冲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结构，撼动男性主导一切的现状，为既得利益者的广大自民党保守男性政客也自然会强力阻拦。因此，女性天皇在自民党保守一翼始终是个禁忌，也很难在可见的未来有所突破，而在人丁稀少的日本皇室，这便带来沉重的生育负担，也是将雅子皇后推向抑郁深渊的一大源头。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面临着代表神性、民族同质性和父权结构的多重任务，还是少数极右翼缅怀强盛国力的对象。考虑到日本权力阶梯顶端大多是出身政治世家的思想老旧者，他们需要皇室来巩固神道教、民族主义和父权制的现有体制，自然也会拒绝皇室进行任何现代化的革新。在可预见的未来，除了拥有“下嫁平民”这一逃离渠道的公主能够获得自由，日本皇室成员将继续被束缚在菊花王朝的囚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