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作为日本国现如今的国家形象的象征，自二战结束以后，其权力大多已被剥夺，但却仍如英国女皇一般，受到日本民众的拥护和追捧。而从日本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除了二战结束之后，天皇的地位在日本国内始终无比崇高，再加上长期以来神国思想的影响，也使得天皇一度同天神对等，在古代，任何一个日本国民都不准也无法动摇天皇的地位，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要知道，尽管日本幕府时代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天皇的权力，但仍旧没有哪位幕府大将军敢取代天皇而代之。

古代日本天皇画像

民间有句俗语曾说：一亿日本人都是儒教徒。由此可见，自我国传入日本的儒学思想，对古日本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儒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却有两种学说和观点是坚决不被日本国民所采纳的，一种就是可以通过武力手段讨伐君主，另一种则是儒家所宣扬的禅让制。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的日本只要有人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两种学说，“凡大八州臣民皆可鸣鼓而攻之”。

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虽然日本天皇的地位从未被撼动，可权力却并非始终掌握在天皇手中，幕府时代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一时期，日本天皇更像是一个表明正统的吉祥物，谁控制了天皇，谁就是正统的“大将军”，拥有讨伐不臣之民的权力。不过，早在奈良时代，天皇的权力就曾一度缩水，出现了如我国古代外戚专政的现象。这便是古日本摄关政治。至于院政，则是同天皇主动让位太子后，对新任天皇权力约束的一种政治现象。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摄关政治标志着外戚专政的开始

与摄关政治密切相关的日本奈良时代那么，何为日本“摄关政治”呢？提及这一历史名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奈良时代的背景。西元710年，日本朝廷迁都至奈良的平城京，开启了日本历史上又一重要时期——奈良时代（即以平城京为政治中枢，持续时间为西元710年——794年）。之所以说奈良时代极为重要，则是因为这一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向大唐帝国全面学习的时代。正如笔者前面先前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日本律令制的出现，正是受大陆政治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朝廷除了完成在政治上的改革后，又在经济领域铸造了所谓的“本朝十二钱”（代指自西元708年开始铸造的货币和同开珎，至西元958年发行的乾元大宝，期间共出现了十二种货币）。此外，为了促进经济繁荣，日本朝廷又相继颁布《关市令》，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古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正因如此，日本史学家吉田孝才认为“和同开珎和平城京的出现，是日本作为律令国家的象征”。

然而凡事有利有弊，尽管奈良时代对日本历史的进程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但也正如日本学者中村修也在《续日本纪的世界》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

以正仓院宝物为代表的华丽的唐风文化这一现象的背后，该时代也是接连不断的叛乱、谋反、政情不安和混迷的时代。

日本奈良时代共经历了八代天皇，却由于女子掌控权力的占比最大，因此也被人们戏称为“女子掌权的时代”（如元明、元正和孝谦为女皇，在位二十五之久的圣武天皇虽然是男性，但实际的政治权利却由光明皇后所掌控，而淳仁天皇则同样受到了孝谦女皇的掌控）。顺带一提，古日本政治史上的女子掌权，是指女皇或皇后临时掌权，并非是将天皇的权力完全剥夺。但正是由于这一时代下女子在政治领域的异常活跃，也为外戚势力登上权力的舞台，创造了弥足珍贵的机会。

女天皇

直至朝廷迁都平安京（即日本京都）后，受奈良时代政治格局的影响，根据日本学者西山良品的观点：

9世纪，王权确立了同其他贵族和王族隔绝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也此形成了王权固有的特征，即虚弱的天皇和幼帝接连登基。

如此一来，因王权这一固有的特征，以藤原良房为代表的“摄关政治”，正式开了序幕。有关摄关政治的解释，在现今的《日本史广辞典》中有较为全面的介绍，但总结下来，就是指在天皇年幼时期，由作为天皇外戚的藤原氏代替年幼的天皇掌握中枢权力，直至天皇元服礼（日本武士12岁至15期间所举行的成人礼，同样受用于天皇，想要了解的朋友可参考《武士的家用帐》）成年后，便将以摄关为名的“摄政”，改为关白（政务公文在奏上、宣下前都要经由关白审阅），仍旧享有代拟诏书、任免官员等权力。所以，尽管关白和摄政的名称不同，但都统归于“摄关政治”。

曾任关白一职的丰臣秀吉（剧照）

而既然提到了以藤原氏为代表的摄关政治，不妨再为各位普及一些小的知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承和之变”，就是发生在西元842年（日本承和九年），以藤原氏为代表，利用立废太子之举来排挤和打压政敌的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的结局，则是当时的皇太子恒贞亲王被废，道康亲王成功上位。但也正是因为道康亲王的登基，也使得之后如仁明、文德、清和、阳成等诸多弱帝、幼帝接连登基，为身为外戚掌权的藤原氏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舞台。更为惊人的是，作为藤原良房后人之一的藤原道长，甚至连续当了四代天皇的岳父，其政治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日本民间第一大姓便是“佐藤”的原因，因为佐藤氏在当时就是辅佐藤原氏的一支坚定力量，得到了藤原氏的信任。

但直到冷泉天皇登基（西元950年）开始，摄政和关白才被确定为固定的职位，正如前文说的那样，两者除了名称不同，职能基本相等。

院政扫清了外戚势力，却仍旧限制了天皇权力

至于“院政”，则是一种出现于平安时代后期的新型政治形态，而院政的出现也逐渐取代了以外戚为首的“摄关政治”。院政的由来，则是指在当时，如果有天皇主动退位让位给皇太子，自己则当太上皇，但这种太上皇（如果天皇退位皈依佛门，仍旧行院政之职，则被称之为“法皇”）的性质并非完全放松权力，而是仍旧会在院厅处理政治文书，统揽国家大事，这也就是“院政”一词的由来（“院政”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江户末期历史学家赖山阳撰写的《日本外史》一书中，在这之前，这种政治形式并没有统一的名称）。

而院政的出现最早开始于白河天皇（西元1156年7月，以后白河天皇的支持者源义朝、平清盛，和以崇德上皇的支持者源为义、平忠正为矛盾的“保元之乱”拉开序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院政的出现），虽然在名义上持续至江户时代后期的光格天皇结束，但据后世史学家的考证对比，客观上院政现象的结束，早在镰仓时代末期的后宇多天皇时期，就已经基本消失，实际上只存在了约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

总结：

因此，从摄关政治和院政的对比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凡摄关政治时期，天皇的权力及“候选人”，主要受到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所操控。而在院政时期，太上皇或法皇则直接拥有任免权，虽然排除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但仍旧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天皇的实权。

但是，院政的出现虽然将藤原氏这一强大的外戚势力所推翻，但却为之后的武家政权的出现，埋下了祸根和伏笔，天皇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到加固，甚至在之后进入了更为清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