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全珍简历今年95岁

民俗风情 2023-10-16 12:28www.worldometers.cn全球华人
      2014年2月10日,“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隆重揭晓,其中有一位获奖者十分引人注目,她叫龚全珍,是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妻子。组委会给了龚全珍这样的颁奖词:
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人民的敬意,是您一生最美的勋章。
龚全珍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那么龚全珍究竟有着怎样的事迹呢?今天帝哥就来给大家说说她的故事。
1923年,龚全珍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邮电工人家庭,全家共有11个兄弟姐妹,父亲在烟台市邮电局当报务员,他的工资支撑着一家大小的生活开销。
龚全珍从小就热爱读书,成绩优秀,但受家庭条件的限制,父亲规定家里的女孩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但倔强的龚全珍却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偷偷报名考取了烟台市立一中,当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只好让她继续上学了。
1937年日军占领烟台后,龚全珍一边当“流浪学生”,一边寻找八路军,她从山东到安徽,从河南到陕西,边读书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龚全珍考入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她大学毕业后便报名参加解放军,不久随部队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并在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新疆,龚全珍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甘祖昌。
甘祖昌是一位老红军,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甘祖昌
甘祖昌在参加革命前有过一段婚姻,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男孩。甘祖昌跟随部队走了以后,妻子在敌人的逼迫下被迫改嫁,8岁的儿子只好跟着奶奶和叔叔们相依为命。甘祖昌到延安以后,才知道家里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变故,他感到十分悲痛和内疚,此后就一直没再考虑过再婚的事。
1953年初,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突然找到甘祖昌说:“老甘,你看我这人多粗心,光忙着给屯垦部队找老婆,你的老婆问题也没解决呀!”
甘祖昌却笑着说:“我的事你不要操心,屯垦部队的事是大事,解决了他们的就好了。”
此后王震却开始为老战友物色起了对象,他发现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有很多单身的女老师,经过再三考察,他觉得龚全珍心地善良、思想品质好、能吃苦耐劳,于是决定把他介绍给甘祖昌。
王震
不久以后,在王震的撮合下,甘祖昌和龚全珍第一次见面了。甘祖昌首先对龚全珍说:“龚老师,我的情况你清楚吗?我已经48岁了。”
龚全珍听后没有说话,心想:他比自己大18岁啊!
甘祖昌继续说:“我只有初小文化,我一般的文件看得懂,但有的字还不认识。你的名字龚全珍的‘龚’字,我还写不拢。”
龚全珍没有说话。
甘祖昌又说:“我的身体不太好,头部先后受过3次伤,留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龚全珍还是没说话。
甘祖昌接着说:“我以前结过婚,有个儿子,今年27岁了,还有个孙子,一个侄女,一个在你们学校读书的侄子。如果我们在一起后,家里这么多人,生活会紧张些,我们得勤俭节俭。”
这天龚全珍回去以后,想了很多,她觉得这个人可真是够奇怪的,第一次见面,好的方面一句都不说,上来先说自己的4个“缺点”。但她转念一想,虽然甘祖昌的年龄大了些,身体受过伤,但他的伤是为革命做出的奉献,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后半生,而且从谈话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谦虚、坦诚的人,是值得托付的。想到这里,龚全珍决定和甘祖昌结合了。
1953年3月,甘祖昌和龚全珍结婚了。结婚这天,学校老师给龚全珍扎了一束漂亮的纸花,甘祖昌在后勤部食堂办了两桌便饭宴请领导和同事,就算是举行婚礼了。
甘祖昌和龚全珍剧照
1954年,部队开展评定级别,为1955年推行军衔制度做准备。一天晚上,甘祖昌回到家后,问龚全珍:“你被评了什么级别?”
龚全珍回答说:“我是连级。”
甘祖昌又问:“你有意见吗?”
龚全珍说:“没有,我们学校大学毕业的老师都是评连级。”
甘祖昌说:“后勤部给我评了师级,但我对此有意见,已经写信向中央反映了。”
龚全珍听后大惊,她问丈夫:“你认为自己评哪一级合适呢?”
“营级就可以,团级就到顶了。可是,后勤部却给我评了师级。你说,我心里过意得去吗?我向中央写的信就是提意见,请求降低自己的评级!”
龚全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是嫌自己的级别评高了!
但甘祖昌的意见报到总政治部后,上级领导认为他虽然在战争年代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但工作兢兢业业,完成任务很好,他的级别不仅没有评高,还评低了。最后总政治部领导经过考虑,将甘祖昌的级别定为准军级。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甘祖昌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尽管当上了将军,但甘祖昌却因为脑震荡后遗症的影响,无法长时间工作,他逐渐有了回到家乡当农民的想法,并先后3次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家务农的报告,终于在1957年得到了批准。
报告批准的这天晚上,甘祖昌对龚全珍说:“我们要回江西老家,报告已经批准了。我想早点动身。这几天你先去办好回江西的手续。”
甘祖昌和龚全珍
龚全珍以为是回去探亲,和甘祖昌结婚以来,她还没去过江西呢!她十分高兴地说:“丑媳妇终于要见婆婆啦,怎么?还要办手续,回去多久?”
甘祖昌严肃地说:“不是回家探亲,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
龚全珍这才明白,丈夫是铁了心准备回乡务农了,她劝丈夫说:“你身体这么差,能当农民吗?这里医疗条件这么好,你还时时发作,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组织交代?”
甘祖昌笑着说:“身体差,才更需要锻炼,何况我的命大,现在是和平时期,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这天夜里,龚全珍一夜无眠,她是山东人,参加革命后本想把一生都贡献给边疆,现在让她离开这里,她当然舍不得。但如果不和丈夫一起回老家,他的身体谁来照顾?既然当初愿意和他结合,不论天涯海角都应跟他走!想到这里,龚全珍便下定了决心。
甘祖昌、龚全珍和孩子
第二天一早,龚全珍就问丈夫:“你们家乡的学校缺老师吗?”
甘祖昌说:“山区农村肯定缺老师啊,那里公办老师少,就招收了一些有文化的农民担任赤脚老师。”
龚全珍笑着说:“那好吧,你回去当赤脚农民,我去当赤脚老师!”
甘祖昌对妻子的支持和理解十分感激,他向妻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真诚地说:“谢谢你,龚老师!”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位于江西省莲花县的老家。甘祖昌当起了农民,龚全珍则步行20多公里山路,到莲花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局里的领导得知龚全珍是西北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非常高兴地说:“坊楼乡新办的九都中学确实急缺老师,就是条件太差,离你家又远,不知道你愿不愿去?将军支持不支持?”
龚全珍坚定地说:“放心吧,他自己都辞官务农了,怎么会不让我去?”
第二天,龚全珍就把家里安顿好,然后搬着铺盖去学校上班了。当时的九都中学只有3名老师,而且连间像样的宿舍都没有,龚全珍是山东人,学生们的江西方言她也听不懂。但她还是坚持克服了这些困难,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龚全珍还经常会拿出自己的工资和粮票,去资助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和老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看到贫困学生没钱交学费上学,她就自己掏钱垫学费,买学习用品、衣服给贫困学生。
1961年,县文教局想调龚全珍去南陂小学当校长,但又怕大材小用,没想到征求龚全珍的意见时,她却笑着说:“只要有书教,再苦再累我都乐意。”龚全珍到南陂小学后,照样吃住在学校,每周末才回一次家,一干就是13年。
1974年,龚全珍又调到离家不远的甘家小学当校长,但她还是老作风,吃住都在学校,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直到1976年因甘祖昌身体不好,她才离休回家照顾丈夫。
龚全珍一共育有4个女儿,但因为她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就没有精心照顾孩子了。曾有人问龚龚全珍的三女儿甘公荣:“为什么你妈妈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而你们几个孩子却讲一口莲花土话?”
甘公荣说:“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妈妈,她到底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学生的妈妈。”
正是因为对孩子们亏欠得太多,所以在她们长大后,龚全珍一直想补偿。1980年,大女儿甘平荣结婚了,龚全珍对甘祖昌说:“孩子结婚了,女儿与女婿的工资都很低,现在要置办点家具和日用品有困难,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经济上帮助一点。”
甘祖昌却说:“他们工作几年了,我们也没要他们的钱,这些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操办。我们把他们养大了,就尽了义务,哪能还管那么多事?”
甘祖昌
龚全珍仍然坚持说:“你这个父亲好做,我这个当妈的难啊!我不能让人笑话,一定要帮助他们一点。”
夫妻俩谁也不肯相让,最后龚全珍坚持从银行里取了700元给了女儿。甘祖昌得知以后,生气地对妻子说:“你对孩子们太迁就了!我的钱是国家给的,用到革命需要上去是应该的。留给孩子,让他们坐享其成,就不应该。要改变这种只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啊!”
龚全珍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们结婚数十年中,在经济上唯一一次闹不愉快。”龚全珍知道丈夫有钱,但他回乡以后一直省吃俭用,把钱全部都省下来支援家乡建设了,他用在扶贫济困和支持生产建设方面的积蓄高达8.578万元,超过了他工资总额的70%。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不幸病逝,享年81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拉着龚全珍的手念叨:“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甘祖昌去世后,龚全珍觉得自己虽然离休了,但还有很多事应该做,她说:“我要把甘祖昌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品格宣传出去,用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哺育我们的后代。”
于是龚全珍开始组建校外活动小组,自己担任校外辅导员,有计划地为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她还参加了县老干部宣讲团,到学校、机关、企业、社区讲老红军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故事,讲得深入浅出,好评如潮。
龚全珍和孩子们
1989年,在南昌工作的大女儿考虑到龚全珍年纪大了,想把她接到南昌生活,以便照顾,没想到龚全珍却找到县民政局,要求在幸福院安家。起初家里人都不同意,但龚全珍固执起来谁都拦不住,等幸福院一批准,她就自己搬进去了。
龚全珍之所以住进幸福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为了不拖累儿女,二是为了追求“老有所为”,她在幸福院里主动申请当“义务服务员”,帮老人们洗缝衣服,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在离休后的几十年里,龚全珍每年都要去学校、乡镇、机关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她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做过多少次。但龚全珍从没要过一分钱的报酬,而且每次作报告,她从不吃报告单位为她安排的午饭,而是自带馒头或面包,就着白开水当午饭吃。
2013年5月3日,已经90岁的龚全珍受邀到莲花县三板桥乡作报告,中午11点半下课后,她坚持不吃乡里准备的午饭,要坐公交车回家。乡里的领导考虑到天气炎热,实在不放心让龚全珍一个人坐车回家,只好谎称下午有人回县城开会,饭后可以搭顺路车。龚全珍这才留下,破例吃了一顿工作餐。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2011年,龚全珍成立了“龚全珍工作室”,在社区开展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和慈善、志愿活动。2013年底,她又成立了“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会”。在龚全珍的引领下,基金会很快发展壮大,先后募集资金179万元,支出140万元,惠及群众上百人。
2014年初,龚全珍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仪式时,认识了来自重庆的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姚厚芝。当龚全珍得知姚厚芝身患生病、生活困难时,她当场拿出2000元给姚厚芝,要她买些营养品,搞好身体。龚全珍还与在场的两个女儿商量,以后要一直资助姚厚芝的两个孩子读书直到大学。像这种类似的好事,龚全珍不知道做了多少。
曾有人问龚全珍:“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安度晚年,整天忙这忙那,图个啥?”
龚全珍回答说:“不图啥,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新中国,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群众的幸福富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只要我还能动,还能讲,就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一点事。”
如今已经99岁的龚全珍身体依然硬朗,她曾说:“现在属于我的时间已不多了,所以我要更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多关爱贫困群众,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向甘祖昌将军和龚全珍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愿龚老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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