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得了腋臭怎么办
忆当年：“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是列车员”
原创:陈新民
那一刻，我暗生愿心，将来要干个坐着列车上下班的事干。没想到四十年后，愿心竟然在北京实现了。
原标题：《有车辚辚》
那些年,我住通州，单位在羊肉胡同。上下班必须换乘三趟地铁，包括最拥挤的八通线和一号线。往返正是行车高峰期，挤在车厢的两个半小时最难打发，身体不由自己，意识无边流动……
一：每晚会散后，总有几个精神好的家伙在饲养室大炕上赖一阵，传播流言，说神道鬼，讲演下流故事，等等。
挤进地铁，素不相识却不得不耳鬓厮磨的人们，零距离地吞吐彼此的呼吸。扑面而来是酒嗝、烟气、狐臭、汗酸？是火锅蒜泥味、韭菜馅饼味？还是美容霜味？古龙香水味？密集的人群中，种种异味混杂成一股呛人的“地铁味”，熏染你、折磨你，你还得别无选择地把它带回家，日复一日。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各地农民工告别老婆娃娃热炕头返回北京，给车厢带进丝丝缕缕炕烟味。久违的炕烟味，撩拨着我的插队回忆……
一年最冷的那些日子，我为了取暖经常睡在饲养室炕上蹭暖。那盘通间大炕也是冬季社员会会场，会每每开到半夜，批这批那、学这学那，全是和种庄稼过日子不搭界的事儿。社员们抱怨不见底的会都把人开麻（木）了。看到工作组煞费苦心地组织“学哲学、用哲学”，口口声声说社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我心想，与其说我们是生产力，不如说都是捆绑在农活上的生产资料。早晨不知道下午做什么，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生产生活大事小事都不能自主，一个个活得真够憋屈。
想转移地方换个活法？门都没有！大队、公社不开证明，自行出去即成“盲流”。“盲流”被收容遣送回来，距离“坏分子”只是半步之差，是“推进去”按敌我矛盾对待实行管制，还是“拉过来”以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教育，取决于社队干部一念之差、一时心情。所以，“盲流”，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成的，代价大得很。
队里的资深“盲流”是老吴,“三年困难时期”，他扒火车走河南，下四川，去新疆，混了个肚儿圆，练就了一身胆。他看眼色、讨好乘务员、忽悠乘警功夫了得。荒年过去，老吴金盆洗手，退出“盲流”江湖。我们知青乘火车是不怎么买票的。论起蹭车逃票，老吴真正是前辈。他感慨道：“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是列车员，哥这辈子没戏了，巴望你们几个尕兄弟里能出息一个。”
新生代“盲流”是杨哥，因为他弟弟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被新疆收容遣送回来啥事没有，照样乐乐呵呵和弟兄们瞎聊乱扯。那晚会散了，哥几个盘在炕上听杨哥说道火车：“黑黑的头车，拉一长溜带轱辘的绿房子挖奔子（极快地）跑，一天能蹿过十几马站（一马站百余里）。每个绿房子长长的像巷道子，里头连坐带站满共（都）是人。车真能装，把咱大队七个生产队的社员全都叫上去，还填不满呢！”杨哥说的是实话。可偏偏有人不信，还挤兑他：“防住！防住！舌头上风太大，倒过来把自家煽个马爬（跌倒）。”
每晚会散后，总有几个精神好的家伙在饲养室大炕上赖一阵，传播流言，说神道鬼，讲演下流故事，等等。我一次次地接受着另类“再教育”。年代久远，土炕夜话早已忘记，那呛人的炕烟味却一直萦绕着乡间生活回忆。
二：饥荒年月，一张比火车票大不了多少的粮票，成了决定人生死的“命票”。
在北京搭乘地铁，最突出的体验是一个字——挤。北京胖人多，挤进胖人堆里，别无选择地感受首都的丰腴和富庶。据《生命时报》报道，中国胖人越来越多，因胖致病者也越来越多，这都与吃肉过多有关。报道说，现在中国人人均肉食已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倍，这在54年前不可思议……
树挪死，人挪活，“盲流”也是一种活法。
饥荒年月，一张比火车票大不了多少的粮票，成了决定人生死的“命票”。即使再有钱，手中无粮票，出门是吃不上饭的。不要粮票、拿钱就能买到的饭食，只在列车餐车有。司乘人员没有饿死的，列车餐厅还救了不少蹭车混饭“盲流”的性命，火车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吉祥物。
1971年，我在祁连山“七0三”战备工程当民工，修一条连通甘肃青海两个省的公路。公路冰沟段的几十公里和镜铁山矿山铁路并行。两“路”施工人员都带柳条头盔，都抡镐扬锹干土石方活……表面看起来差不多，其实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新参加工作的铁路养路每月能拿到三十几元（包括高寒补贴），比我们在生产队劳苦一年分得多。他们有工作服、皮大衣、大皮帽、翻毛皮鞋，隔天能吃顿肉菜，上下班坐通勤列车。坐着火车上下班，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多大的诱惑？
有天，距我们工地不远的铁路施工点，通勤车给养路工捎来饭菜，大保温桶溢出诱人的肉香（我们差不多两个多月不知肉味了）。突然，我眼睛一亮，从坐地吃饭的人堆里，看到邻村的兰州知青张红。前几日听山下来的同学说张红招工进了铁路，没想到这哥们居然在镜铁山工区。我三步并成两步跑过去，急吼吼地喊一嗓子：“呔，尕红！”。他拧过脖子漠然地盯了我好一会儿，才慢慢吐出两个字：“你——是？”然后埋头饭盒。饭盒里，猪肉丁烧蚕豆瓣油光闪闪，浓郁的卤香味，随热气冉冉升起……
我垂头丧气回到民工堆，受到弟兄们你一言他一语取笑：“看把你喊得亲球子的，热脸蹭到冷勾子不是？” “人家跨出农门就野鸡变凤凰啦！凭啥再搭理你呀？”“别以为都在干苦力，可你咋不想想，工人裤腿里流的香胰子（皂）汗，咱乡娃子领豁里冒的炕烟气……”
那一刻，我暗生愿心，将来要干个坐着列车上下班的事干。没想到四十年后，愿心竟然在北京实现了。
地铁也是列车啊。
时代进步了，男女开放了。地铁里，每个早晚都有男女来上演爱情活报剧：分分秒秒舍不得离开的拥抱，旁若无人地缠绵亲吻……鲜花奇葩恣情怒放，不用担心风吹雨打。
我二十岁那年，被分配到金塔县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到校第一学期，遇到一件事。高一（一）班一个男生给同班女生送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白铁煤油灯。他为什么拿这么贵重（集体化时期，农村极穷，这种油灯已是贵重物品）的东西送人？班里同学有了议论，反映到班主任老师，班主任没理睬。话再传到校长那里，已经不大好听了。校长安排一个姓邹的中年老师介入调查，校长说，邹老师是外调高手，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走南闯北调查取证，拿回不少有用的材料。
邹老师果然有办法，不到一个星期就把汇报拿到教师会上：“查该男生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以自家新购玻璃罩铁皮煤油灯赠女生，获对方好感遂违反学校纪律秘密谈情说爱。”
校农宣队长兼支部书记（农民）问邹老师：“老邹你甭绕弯子，实打实地说，两个人整出些啥动静。”。
“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
“没睡吗？再的荤事干了没？煤油灯总不能白送？”
“据男生交代，女生承认，亲吻过两次，一次是……”
“啥亲吻？太秀气啦。是吃老虎吧？”（当地农村把吻嘴叫‘吃老虎’）。
“不是吃老虎，只咂帮子（吻脸）”
支部决定在教职工会议上宣布了——鉴于俩人行为没有在校内扩散，还没有形成不良影响，决定从轻处理，给劝其退学处分。
散会后，几个老师到校长房子喝酒。借着酒劲，我问校长：“男生再有一年就高中毕业（那时实行学四年学制），现在打发回去太可惜，影响人一辈子呢。”
校长笑盈盈地指教我：“陈老师呀，你是没结婚的童男子，就不懂啦！干柴烈火，一撘里放不得！年轻人这号儿毛病惯不得。”
事过一年后，新一波“严打”运动开始，城郊乡一个省城知青因奸污同点女知青被处罚。事后城郊乡的传言和布告上写的案情不大一致，民间有过些议论。宣判布告贴到学校墙上，校长说：“去年劝退那两个学生，有人抱怨我和书记太“左”了，那是为他俩好啊！不把他们分开出大事呢。你看看，你看看……”
四：前面有座椅我也不去，总爱往这里凑。尽管异味冲鼻、浓烟呛眼、粗话刺耳，但这里蒸发的人情地气，使我想起当“临时农民”的那些日月......
春节期间，打工农民纷纷返乡，城市因少了他们的身影显得空疏，地铁也有一段时期松动。农民能自由地进出城市，甚至进出国门，发挥才智创造财富，是时代进步的标识。回想起来，我真切地感受这种动向，始于1983年，在甘肃刘家峡铁路支线的那一列小火车上……
1983年，我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盐锅峡电厂工作。厂区里大坝巍然耸立，车间工房鳞次栉比，高楼小院错落有致，现代大工业气派十足。出了厂门，杂乱热闹的自由市场占据了厂门连通火车站站台唯一的街道。自产自销的农民是市场主体，商贩队伍正从他们中成长。我每天都要在这闹哄哄的集市转转，看看人们脸红脖子粗地讨价还价，听听赚了钱的农人商贩漫一气“花儿”、吼几声秦腔。
我在酒泉、金塔两地农村工作生活过八年，那些年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偷偷出售一点自产的鸡蛋果菜，行踪比地下工作者还严密。粮油是统购统销物资，更不敢交易，投机倒把罪名拉起一条高压线，打翻了无数试图走市场的大胆子。那些年河西农村根本没有集市，我无缘见识像盐锅峡这般热闹的场景。
镇上火车站小的不能再小。从刘家峡发往兰州西站小火车在这只停靠两分钟。小火车总共四节车厢，最后一节不安装座椅，像个微型货场，地板堆满捆着蹄爪生猪、活羊，还有鸡鸭鹅鱼，菜担粮袋什么的。
货主看起来多是农民，他们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挥舞烟卷随口吐痰、大声野气地说行情、骂干部。像是呼应，猪也哼哼、羊也咩咩，鸡鸭扑腾翅膀、鱼在塑料桶里跳荡。
前面有座椅我也不去，总爱往这里凑。尽管异味冲鼻、浓烟呛眼、粗话刺耳，但这里蒸发的人情地气，使我想起当“临时农民”的那些日月，给我补上农村体验的缺课。
土地分到家，名为联产承包生产经营制。于此，公社严管的劳动力变成土地的主人。捆绑农民的锁链正在瓦解，他们正在挺起身子，人、财、物开始流动，社会生活不再像冻土般僵硬。行进的小列车，如徐徐展开的世俗画卷……
五：“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不久，陡先生又把这句话给我写了一遍，托人带来。
高峰时段看地铁站台滚梯，上行人群似涨潮奔涌，下行如洪流决堤。每个人只是渺小的涟漪，即使挤没了，保准波不兴浪不显。冲进车厢，插入紧密无间的身躯之中（最挤时每平方米塞着八个人），即进入无尊严存在状态。此刻，我深感无助，于是想起古人言“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
1982年七月，我正在兰州市最大的友谊饭店绘制巨幅油画《麦积山》。东阳同学来饭店说，学校里毕业分配竞争已到白热化程度，你猫在这里不闻不问，太淡定了吧！
我对分配有想当然的自信。四年前，我以专业第一名、文化课最高分的成绩考进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最近系里公布了毕业成绩，我的所有考试成绩全是优秀，名列本届毕业生第一；我还是受过省上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因此，系里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好我，说即使分（配）不到最好，也一定能分（配）得很好。所以，我才不慌不忙地在友谊饭店画画。
第一方案公布，我的分配去向是兰州大学美育教研室，毕业生大会上，系办公室主任高调宣布，这是经兰大前任校长辛安亭推荐，兰州大学人事处来人协商，校分配办慎重研究决定的。辛先生是大教育家、也是多产作家。他看到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后，叫来兰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的孙女，要我帮她看看修改毕业论文，论文选题是关于范仲淹治理平凉的。辛校长认为我适合从事美育研究，此前，兰大哲学系高尔泰教授也分别向校方和辛校长推荐过我。
结果，我被分配到酒泉行署。学校答复我，省人事厅规定，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地（其实没回的人有的是）。六年后，我被选调的省委组织部工作，有位曾在人事厅负责分配大学生的同事说，你当时要找找人，或许就留到兰大了。
离校前，我去告别油画家、副系主任陡剑岷老师。他劝导我：“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不久，陡先生又把这句话给我写了一遍，托人带来。几十年来，每逢遇到大大小小的不顺境，我就想起这话。
六：现在回想，那次我错过的也许是最适合自己的一趟车。
北京现在已开通了地铁线路条，地铁越修越深，老线新线上下穿插，换乘时要兜几个大圈，不留神就会搞错方向，挤上反向运行的车。漏乘错乘是常事，好在车次多，说来就来，改乘很方便。但是，生活道路上什么时候上那趟“车”，什么时候下那趟“车”，多数由不得自己，更重要的是，一旦错过“车”就来不及回头……
我到酒泉后，省政府请油画家高尔泰先生画一批甘肃风景。高先生向省府刘秘书长提出要我当助手。当时我在酒泉地区文教局人事科工作，刘秘书长答应和酒泉地委新任麻书记衔接。
刘秘书长是个传奇人物。文革初起各地许多领导挨斗挨打受侮辱受残害。刘秘书长没理这个茬，他从牛棚逃出高蹈远引，隐伏在山西大山深处的水利工程工地，当起“不识字”的炊事员……直到形势稳定才出山。他对政治游戏的蔑视，包含着人生历练大境界，我因此更敬重他。
我等待兰州消息，留意起地委麻书记。麻书记是陕甘宁老区成长起来的“红小鬼”，五十年代当过县委书记（说来也巧，我后来任书记的漳县，曾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一天，书记差人叫我，我满心喜欢急急赶去，两人在地委大楼楼梯上相遇。他站在高处，我仰首看去，书记头发梳整，神情严肃，眼睛反射着阳光，深咖啡色毛料中山服笔挺无折。我刚通报了姓名，他即砸下一通训斥：“省政府借人就借人，凭什么说我们酒泉地区不重视人才！你说，是不是让你烧茶炉了？”
“没有！”我不清楚这话从何说起。
“是不是让你守电话了？”
“就是。”这是真事。
书记再不言语，转身背起手上楼。
他到底没表态，究竟同意还是不同意放我走？我请教时任专员秘书的同学周立堂。他说：“人家为什么在楼梯接见你？一是这事太小了，在地委的第一办公室处理不值当，二是要满楼道人听清楚，新来的书记可以不卖省政府的帐。放不放你？这还用问！书记发火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可我从来没说过烧茶炉呀？”
“说没说并不重要，涉及人事问题，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的事多去了！你能找书记寻根问底？”立堂拍拍我肩膀。
看我为画画的事苦恼，父亲郑重问我：“有一条路，就看你愿不愿走？”“辞职吧，放弃铁饭碗。我资助你出去名山大川写生游学，并养活你一家，（当时我妻子还在上大学）暂定五年。你潜心画画，五年必定有所成，届时养家带口不在话下。再画五年、十年，另是一番人生境界，你现在恐怕想象不来……”父亲口气坚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我愕然，从生产队到学校、到公社、到县里、到地区，能捧上今天的饭碗容易吗？要我抛开它，一是没勇气，二是对未知前景没信心。
现在回想，那次我错过的也许是最适合自己的一趟车。
七：这个“上车”插曲，使我想起自己曾经记述过的另一类“上车”。
4号线开通几年来，广播里一直喊叫：“请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乘客。”这话有毛病，谁没有需要啊。总想建议他们改为“让给更需要的乘客”。给老幼孕妇病人让座，地铁里随时可见，大多数乘客还是讲风格的。
有天清晨，在四惠东站，等车的人排列两队秩序井然。突然，一个银发纷乱、脸色赭黄的老太，鲶鱼一般扭动着身躯，从队末挤到最前。排得好好的队形全被她老人家给挤乱了，车门一开全然无序，人人奋力冲刺，把剽悍老太裹挟进车厢。待老太回过神来，座位已被占完。她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无人回应。
试想老太如果不挤，即使最后上车，没准会也有人会给她让座。这一加塞，她就把自己加小了，座没得坐反遭鄙夷。
这个“上车”插曲，使我想起自己曾经记述过的另一类“上车”。
1995年，陇中遭遇六十年不遇的大旱,省委派我到漳县任第十八县委书记。到职前，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英和组织部长陆浩两次找我谈话，强调去贫困县当家，第一位的工作是扶贫攻坚，最重要的是组织生产自救，最紧迫的是制止灾民外流，同时表示省委将尽可能支持我的工作。
到县上不久，我全票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工作还没有展开就获全票，只能说明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压力还在于，县长缺位，政协没有配主席。四大班子就我一个正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1997年换届才把政府、政协班子配齐。
经过全县的努力，真空盐厂和水泥厂两个利税大户两年翻身，税收分别增长了7倍、120倍。县财政收入两年翻了一番；全县社会治安混乱局面彻底扭转，一跃而成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随着最后6000户山民搬进瓦房，全县人永远告别了茅草屋;以拍卖四荒地、退耕还林为主要措施，全面开展生态治理。比全国范围的退耕还林先行了两年。
这些枯燥的数字和陈式化表述内涵，是全县几十万人的心血与汗水、智慧与奉献。事业有发展，干事的人心气自然高。到县上换届时，够提拔条件的干部可成团队，而能够安排的职位只有不多几个，这是县委最大的难事。除了跑上跑下做工作，尽力向上、向外推荐。我还得想法打开一些干部的心结，和大家聊天时我说，干部晋级好比搭公共汽车，围在车门挤成一团就都难上了，如果再互相扒拉(实际上当时各县已出现瞎编乱告状的苗头)，最后结果可能是谁也上不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上车机会就让给了其它站的人。我还说只要排好队有序递进，也许优秀者未必此一时都能上去，但最终从本站上车的人肯定会更多。事实果然如此，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那五年漳县“上车”的干部比其它县多许多，先后有二十余名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
换届后，我到素有“世外桃源”之称河底村下乡，有个乡干部指着龙川河，比说县里的工作：“看咱县的形势就像一河水开(指解冻)了，正好行磨。”这话值得咀嚼，对我是鼓励也有启示。只要水行，磨就能转。
每次换届后，有成功者必定有失意人，那些卯足指望上位的人，落选后情绪难免低落，有个很有文采的乡党委书记发牢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作为领导，作为朋友，我很同情这些人，又担心有谁个因此一蹶不振。
我以漳县贵清山瀑布为例，和他们聊进退。我说瀑布也叫跌水，看起来跌落了、或者说失足了，但它并没有因此停滞，照样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失落后再崛起更能显示意志坚强和进取精神，不断前进才是最可贵的！
我还写过四句诗，留给发牢骚的那位：
何尝失足千古恨，
莫道低回难起身。
水无常势有大美，
万千气象再进程。
没过两年年，他担任了县人大副主任，后来成为有影响的本土作家。
离开漳县二十几年，一块谈论过瀑布的同事，陆续都“上车”了，其中七、八位，还从主政一县的位置上，又有新发展……
作者：陈新民
来源：30号院